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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資矛盾成經濟轉型之痛 政府應轉型調停者 (4)
        2010年06月21日 13:45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參與互動(0)  【字體:↑大 ↓小

          喬健認為,從民工荒的“用腳投票”,發展到停工、跳樓等惡性事件的“用手投票”,勞資矛盾互動已經逐漸醞釀出一種模式,即“停工——談判——達成協議”。

          “這種方式,不同于我們自上而下推行的工資集體協商模式。成為一種沒有體制內正規組織領導,不在法律規范內運行的‘野貓式’停工,急需規制”,喬健說。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勞資矛盾是市場經濟最本質的矛盾之一,發達國家在相似的發展階段也出現過風起云涌的罷工潮。應該借鑒發達國家在處理此類問題上的最重要經驗——在體制內解決問題,而不是讓工人去反體制。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常凱教授說,我國的勞動關系正在從“個別調整”向“集體調整”轉變,今后的勞資沖突將主要表現為“集體爭議”和工人的“集體行動”。

          而目前的《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對集體勞動爭議還沒有明確規制。僅有2008年11月實施的《深圳經濟特區和諧勞動關系促進條例》作為地方性法規,對停工事件設立了30天“冷靜期”和“恢復秩序令”制度。

          采訪中,本刊記者了解到絕大多數工人不贊成停工、跳樓、集體上訪等維權方式。他們認為維權還是要通過法律保護、工會服務、黨委政府關心、輿論監督等渠道。但目前體制內維權渠道還不暢通。江蘇鎮江一名模工戴玉峰說:“工人的訴求都是實實在在的事。體制內重視了,體制外就沒有市場了。”

          翟玉娟表示,當前政府對勞資矛盾往往都是“事后被動介入”。“要轉變這種被動局面,當前應該把集體協商作為此類事件的‘減壓閥’,使勞動爭議通過集體談判解決”。翟玉娟說,“可明確規定集體協商的內容、程序,規范勞資雙方的集體談判行為。”

           執政能力“過大坎兒”

          “勞資矛盾高發,是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必然會發生的問題。其他先發國家普遍遇到過這個階段,在中國發生也不意外。該來的遲早會來。”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副院長劉春教授這樣認為。

          勞方、資方、政府,構成了協調勞動關系的鐵三角。政府作為勞資矛盾的中間人、調停者,首先要做到立場不偏不倚。但長期以來,出于招商引資、拉動經濟的考量,“親商不親工”的問題在各級政府部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

          昆山市總工會主席顧志中說:“就怕一些地方政府將犧牲職工利益作為招商引資的籌碼,維護職工利益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劉春指出,“一些政府部門亟須在科學發展、以人為本的基準下,調整自身定位,平等對待勞資雙方,回歸社會秩序和社會公平正義的裁判者、維護者的本職。”

          對勞資矛盾過于麻痹、缺乏預判、缺乏經驗,也是一些地方政府陷于被動的重要原因。翟玉娟說,一些地方政府對員工意見的預知、勞動糾紛的預防、群體性事件的預警不足,導致一些本可以在企業內部解決的問題,演變為社會事件,進而轉化為社會穩定問題。

          “這提醒東部沿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外向型企業集中的地區,地方黨政部門應該有專人研究勞動關系動向,對產業調整、利益調整過程中可能對社會穩定形成沖擊的因素,進行戰略性、預見性、對策性研究”。劉春表示,“越是敏感問題,越要依法行政。不能沖動、憑想象行事。也不能期望憑借三五個簡單措施在短期內解決問題。”

          在一樁樁勞資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中,最該代表工人發聲的工會,卻往往讓人感覺話語缺失,甚至不被工人所尊重。“這暴露出體制運行的一個結構性短板,即事件一旦爆發就是‘書記’直接面對群眾。缺乏舒解矛盾、減少震動、溝通群眾的中間環節——社會組織”,劉春說。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健全聯系群眾制度,創新聯系群眾方式。而工會作為黨聯系群眾的橋梁,正可以發揮將職工組織起來、穩定住、傳遞訴求等作用。

          “大家都應該解放思想,正面認識新形勢下工會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劉春指出,“在思想認識上要進一步糾偏。當前,黨領導的工會組織不是發展得過分了,而是還有很大作用空間。黨也可以從中得到更多來自群眾的支撐力量。”

          “工會的改革應該從增加內部的民主性入手”。喬健認為,“工會不能辦成‘保險公司’,而應該搭建成職工會員自己的活動平臺,提高職工自愿結合性,加強內部民主,增加直選,走民主化、群眾化、社會化的路子。”

          在利益結構復雜化、利益群體多元化的今天,緩解勞資矛盾,必然要求黨和政府綜合考量多方訴求,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這對黨的執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常修澤教授表示,保障勞動者權益并非只是簡單的漲工資,還要兼顧其長遠利益。各級政府既要聽取勞動者的訴求,也要考慮企業的合理要求,同時還要保持社會穩定。

          “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前景仍不明朗、國內經濟發展轉變的關鍵時刻,要在多方間尋求動態平衡。稍微應對失措便可能引發連鎖反映,影響未來發展大局。這是對黨‘駕馭市場經濟、構建和諧社會’能力的重大考驗”。劉春說,“現在的形勢,比2004年中央提出執政能力建設命題時要嚴峻得多。”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32年來,中國飛速發展的一個公認原因,在于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站在勞資關系“轉型”的新節點、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轉折點上,我們更要從以往應對風浪的經驗教訓中吸取營養。“在現有基本體制下,只要黨政主要領導重視,措施得當有力,立場不偏不倚,且能從群眾中汲取力量,就沒有邁不過去的坎兒。勞資矛盾高發期也是如此”。劉春如是說。□(本文執筆:楊琳參與采訪:蔡國兆、劉大江、彭勇、項開來、葉超、朱旭東、楊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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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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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隸巴人的原貼: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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