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鄒民生 樂嘉春
對外開放面臨全新挑戰：在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
主持人：栓喜，你好。上次我們的對話———中國經濟在哪些領域會有突破性變革，引起了經濟界、特別是理論界很多人的關注。你們中改院對中國經濟的透視很獨到啊。今天，我們再來談一個大家爭議比較多的話題，這就是下一步中國的對外開放問題。我知道你對此也有不少研究，先談談你的看法，如何？
方栓喜：好的。我先介紹一個情況，6月2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在分析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時，他重點強調了“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這四大趨勢。
用國際化這個詞，意味著我國的對外開放確實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需要從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看待我國對外開放的新形勢新問題。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對外開放戰略能順應國際潮流、符合中國國情。
現在的問題是，面對新階段的新矛盾、新問題，如何把握對外開放中的主動性，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呢？我覺得有這樣幾點值得關注。
第一，與改革初期相比，現在的對外開放已不存在逆轉的可能性。
改革開放初期，大家會有一種想法。如果對外開放對我們不利，隨時可以退出來。作為一種邊際上的改革，隨時都存在調整的可能性。
但是現在，作為一個對世界負責任的大國，我們已經對加入WTO進行了承諾。入世5年來，這些承諾都在逐步兌現。我國制造業已全部對外開放；在世貿組織分類的160個服務貿易部門中，我國已開放了100多個，開放比例已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銀行、保險、證券、分銷等領域的開放步伐正按預定的時間表順利推進。
目前，外商投資企業已遍布我國國民經濟各行業。入世后的5年期間，我國外貿、利用外資、對外投資分別占過去28年的58%、43%和59%。這五年，我國的經濟增長不斷加速，綜合實力不斷提高，已經發展成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體。我們有1億多的勞動力在從事對外經濟領域的相關工作。
在這種大背景下，我們在對外開放方面的退出成本已超出了國家的承受能力。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我們說，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在戰略上考慮，最明智的選擇是更為積極主動地開放，在開放的進程中把握先機，趨利避害。
第二，當今國際經濟的主潮流在于跨國公司向全球公司轉型，跨越民族界限，在全球范圍內整合資源。
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爭奪市場、整合資源，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全球化獨特而又重大的變化。跨國公司運用國際規則，推行本土化戰略，由跨國經營向全球公司轉型。面對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場，跨國公司原有的發展戰略管理結構及經營理念已經面臨嚴峻挑戰，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將發展戰略轉向全球經營。他們參與全球市場的競爭，并加緊整合和利用全球資源。這是冷戰結束后國際經濟格局的重大變化。任何一個國家都可以通過全球公司這個載體吸納整合國際資源，開拓全球市場。
進入新世紀以來，全球數以千計的著名跨國公司紛紛加入聯合國秘書長倡議的全球契約，自愿接納這個契約提倡的人權、勞工、環境和反腐敗四個方面的10項原則，將一種新理念、新規則在短短幾年內在全球范圍內推廣。如果還按照過去冷戰時期的思維來考慮問題，對跨國公司保持一種偏見，不去適應國際大勢，就很容易在新一輪的競爭中落伍。我國既面臨同全球公司競爭合作的挑戰，也面臨著“走出去”，發展一大批全球公司難得的機遇。
第三，我國正處于從對外開放大國向對外開放強國轉變的新階段。
目前全球最大500家跨國公司已有480家到中國投資，世界排名前面的汽車巨頭已經全部進入中國市場，世界工業企業中的100強中已經有90多家在中國投資，外商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將近800家。
在跨國公司和全球貿易的帶動下，我國成為世界制造業大國。但與此同時，一些新矛盾，新問題逐步凸顯。比如貿易順差過大所造成的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匯率問題、技術創新問題、對外經濟安全等問題。
經過近30年的對外開放，我國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發展中大國，形成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的形象，也理應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但是，也應清醒地意識到，我國還不是經濟強國，在全球范圍整合資源的能力還比較弱。需要我們從多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來解決這些新問題。從而提高我們駕御全球化的能力。
深化改革、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應將對外開放納入促進我國科學發展、社會和諧軌道
主持人：你認為，中國正在從對外開放大國向對外開放強國轉變，也就是說，中國的對外開放正在從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這確實是一個有意思的提法。要知道，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是手段，關鍵是要使中國的經濟社會整體質量有所提高。現在，我們講科學發展、社會和諧，下一步對外開放與此有怎樣的關系呢？
方栓喜：我們講，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謀劃我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就是要利用全球化帶來的難得機遇，使整個對外開放服從于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全局。在對外開放進程中，許多看似不利的因素往往可以轉化為有利的因素，關鍵在于我們自己有清晰的思路，確立符合實際的目標，并有相關的政策保證。
比如，從流動性過剩這個事情來看，實際上是考驗我們駕馭宏觀經濟的能力。如果駕馭不了，就是壞事。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國許多地方需要資金，比如民營中小企業，有許多好的投資機會，但是資金流不過來，再比如許多社會事業需要資金，也流不過來。在相當一段時期，我國會保持比較充裕的資金，用到正地方就是好事，沒有用到正地方就會變成壞事。
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在考慮未來對外開放戰略的時候，應關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利用對外開放，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2006年，按現行匯率初步測算，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約5.5%，但重要能源、資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卻較高。而綜合世界銀行、中科院和環�？偩值臏y算，我國每年因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約占GDP的10%左右。
現在比較重要的是，利用國際慣例整合和利用世界資源壯大自己。這兩年，國家對跨國公司在中國運營提出更高要求，符合我國現階段產業發展水平和發展目標。對簡單加工型貿易，或者環境污染比較嚴重，規模比較小，技術含量比較低的外資項目，設定較高的門檻是完全必要的。輸出廉價商品等于廉價地輸出本國資源，在這方面，我們還需要加快改革進程，通過相關的政策和制度調整，使資源環境成本內部化到企業成本中去。
第二，引導外資促進新農村建設。
新農村建設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于三要素流出農村，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資本要素。而我們也提出了建設現代農業的口號，如果沒有充裕的資本做保證，這個目標將很難實現。有人說，資本有天然的逐利性，內資都不愿意到農村去，何談外資？大家都知道農村缺錢，但也都知道流動性過剩。這本身就說明，流動性過剩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并不是真正的過剩。
資本為什么不進農村？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現行的土地制度有關，形不成規模效應，沒有規模經濟。另外，農業風險比較大，也缺乏相關的制度安排。這些問題的克服，都是我們下一步真正需要關心的問題。資本投資在農村有可能虧本，但政府如果建立起相關的財政補貼機制，就可以“四兩撥千斤”，花小錢撬動更多的資本辦大事。
第三，利用外資加快中西部發展。
中西部發展其實與農村問題是類似的。關鍵問題在于這些地區改革滯后，在這里辦企業、做生意交易費用太高。新階段，我們解決區域發展問題也應當更具備全球視野，更具備全球思維，更加主動地推進中西部地區的政府改革，為利用外資創造有利的政策環境。
改革開放近30年的歷程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和地區并不是越窮越不能參與國際分工，我國就是一個窮國參與國際分工的典型。
現在看來，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的發展階段、發展水平有很大的差異，這使得我國更容易適應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如果政策得當，也完全有條件在全球各個產業鏈中找到合適的位置。
第四，利用外資推動我國社會事業發展。
近幾年來民生問題相對突出，與我國公共服務領域發展滯后直接相關。一些人指出，公共服務領域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政府投入的問題。但如果按照政府全額投入的老思維方式，公共服務領域很多問題確實沒有條件解決。如果按照全球化的思維來解決問題，就完全可以對公共服務的一些領域進行開放，引進外資來解決問題。
近些年，有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就是我國的學生，中學生、大學生出國讀書。這說明，人們更認同外國的教育質量。如果允許一些外資來中國辦學校，中國人就不需要再遠渡重洋花費昂貴的代價去海外念書了。當然，外資來投資之后，還可以為我國的事業單位帶來競爭理念，從而提高整個國家社會事業的發展水平。
現在看來，在對外開放中促進我國軟實力的問題，已經迫切需要提上議事日程了。這對于我國從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大國極其重要，解決這一問題，將成為掌握對外開放先機，進一步發展壯大自己的重要環節。
以更主動的姿態深化和擴大開放是符合國情、順應全球化趨勢的必然選擇
主持人：一段時間來，在對外開放問題上，又出現了一些爭議。從你們的研究看，下一步，我們應該以怎樣的胸襟看待開放呢？
方栓喜：我認為，以更主動的姿態深化和擴大開放，以改革化解新矛盾、新問題，更好地駕馭對外開放，利用全球資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條件，這是既符合我國國情，順應全球化趨勢的選擇。
第一，從理論上講，對外開放可以為一個國家的發展提供更多機會、更大空間，但能否趨利避害，歸根到底還要看你自己怎么做。從歷史經驗看，并不是所有實行對外開放的國家或地區都取得成功的，有些國家或地區確實在對外開放中受過重創。但理性地看，這些教訓主要在于這些國家或地區在對外開放進入新階段時，沒有做好相應準備，沒有及時地進行內部改革，從而不能適應過快的對外開放步伐。
全球化進程有一個鐵律：游離在全球化之外的國家會被世界甩在后面，從而被邊緣化，卷入全球化進程的國家要想充分利用國際分工壯大自己，其前提是使自身能夠適應全球化的大勢，而不是讓整個世界適應自己。
第二，新階段對外開放中出現的種種新矛盾、新問題，需要從改革滯后中找原因。比如，過大的外貿順差造成過大的貨幣流動性，這種狀況近幾年凸顯出來，但其形成卻不是一天兩天的工夫。這說明我們在對外開放的預見性還需要提高，沒有及時地調整相關的政策。一些順差的取得并非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算上資源、環境的賬可能是虧本的。如果我們還不征收資源稅、提高資源稅，如果我們還不建立起相應的機制，使環境成本外部化到企業成本中，這些問題就還會存在。
有人說，全球化背景下，經濟安全問題很重要，這沒錯。但不能因噎廢食。如果不思改革，不去順應潮流調整結構，就會有更多的產業需要保護。而保留落后的、脆弱的結構可能成為經濟安全的主要隱患。如果我們能夠主動地進行改革，提高各產業的競爭力，就會實質性地提高經濟安全度。
第三，深化國內改革是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形成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根本途徑。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中指出，“要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形成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如果國有壟斷行業改革、金融改革、資源環境領域的改革、對外經濟體制改革能夠走得更快，我們就更有可能充分利用國際資源發展自己。如果這些改革的實際進程過慢，對外開放的進程過快則反而不利于經濟穩定，反而會出現更多的問題。
事實上，這一現象在所有開放型經濟的國家都存在，相對于整個全球化進程來說，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程度上改革滯后的問題�，F在比較令人擔憂的是，全球性跨國公司長足發展的時代已經來臨，這些公司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具有全球性視野，整合全球資源參與競爭。我們如果不能形成有利于一大批全球性跨國公司成長的體制環境，就很難在新一輪對外開放中取得主動權。
第四，深化改革是使對外開放更好地服務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的根本保證。當前，我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其中主要的標志在于我們需要提高駕御全球化的能力，使整個對外開放能夠為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更好地服務，為我國實現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更好地服務。
由于外資的流入，我國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都將保持資本充裕的局面。如果我們能夠加快改革的步伐，建立相關的體制機制，吸引外資加快中西部發展，為新農村建設服務，就可以開創新時期利用外資的新局面。就民生問題來看，我國主要表現在公共服務領域的“短板”，這些領域如果能夠建立起多元化的供給機制，使外資參與進來，也會為許多問題的解決拓展更大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