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增長與CPI掛鉤是否可行?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先生認為,與CPI直接掛鉤硬性推動工資上漲可能“聽起來讓人高興”,但因為這近似于強制性地提高了勞動力成本,會進一步傳導至商品及服務的價格,造成職工名義工資普遍增長、物價上漲更多、職工實際工資并無增長甚至萎縮的局面,并導致形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一旦出現這種情形,工資較低的勞動者生活會受到更大影響。
筆者對這種觀點感到詫異。在CPI漲幅過快的情況下,提高工資是果而不是因,這有利于緩解通脹給民眾生活帶來的壓力。目前,中國2月份和3月份的CPI連續保持在8%以上,如果工資不作相應的調整,就可能出現名義工資與實際工資都相對下降的情況,使得民眾收入縮水,進而影響到消費。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受次債危機影響,消費動力減弱的情況下,如果內需不振,將給我國經濟帶來更加被動的影響。
蘇海南先生對提高工資的擔心,主要集中在兩點:
一是,一旦提高工資,“工資較低的勞動者生活會受到更大影響”。但是,工資較低的勞動者的生活問題,應該通過國家提高社會保障標準來解決,而不應該通過所有的工資都不提高這種方式來緩解。對于低收入者,應該提高其最低工資標準,對他們直接進行物價補貼、社保補貼等等。蘇海南先生的另一個擔心是,工資上漲近似于強制性地提高了勞動力成本,會導致形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
這一擔憂忽略了兩個因素。第一,工資上漲不一定全部傳導至商品及服務的價格中去,加劇通脹壓力。因為化解工資增長影響的途徑也并非單一的。通過提高勞動效率、提高技術含量、提高管理水平、壓縮相關費用等等渠道,都可以化解掉部分工資增長帶來的成本壓力。也就是說,即使工資增長,其向商品及服務的傳遞是部分傳遞而非全部傳遞。第二,工資上漲一般都是滯后于通脹的,并且,工資增長向商品及服務的傳遞也需要一定的時間,而這種滯后性恰恰為靜等通脹壓力的緩解提供了時間空間。
據專家研究,目前我國非壟斷行業企業平均工資水平占產品成本低于30%,而最低工資者收入所占的成本還不到5%。把他們的工資提高20%,對產品的成本影響只有1%左右,加上企業其他職工工資水平的水漲船高,既使企業人工成本的總水平提高10%,產品的總成本也只增加3%左右,對物價指數的影響大約只有1.5%。顯然,將工資的增長作為導致形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的因素,與現有的統計數據相背離。
此前,國家發改委發布的報告指出,從資金流量核算結果來看,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出現了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的現象,政府和企業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如果在通脹壓力持續之下而工資不增長,將加劇這種分配失衡的現狀。
首先,從政府層面來看。在不可預期的通脹壓力之下,名義工資總會有所增加,這樣,將有更多的人達到納稅起征點,從而使政府的稅收增加,而公眾的實際工資收入卻是下降的,這相當于政府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其次,從企業層面來看。在不可預期的通脹壓力之下,工資的調整一般都滯后于通貨膨脹率,即使在名義工資不變或略有增長的情況下,實際工資也是下降的,這對企業而言,實際上意味著企業利潤的增加。
很顯然,在通脹壓力之下,如果民眾工資收入不提高,將使得財富分配進一步向政府與企業傾斜,從而,加大我國財富分配失衡的狀況。對政府而言,稅收的增加,會刺激其開支,而這會進一步加劇通脹壓力。對企業而言,利潤的增加,會刺激其進一步加大投資,這同樣容易帶動物價的上漲。因此,所謂工資增長導致形成“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遠不及工資不增長導致的通脹壓力大。
工資增長與CPI的關系,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民生問題。現在是壓縮政府收入,而向民眾收入傾斜的時候了,這不僅有利于刺激消費,也有利于緩解通脹壓力。(王杰 作者系高級經濟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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