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納稅問題再次成為焦點之一。新聞說,國家稅務總局有關負責人介紹,年所得達到12萬元的納稅人,在年度終了3個月內向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是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法定義務。如果申報期內納稅人不依法申報,就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讀罷感到,強制性和居高臨下居多,而解釋、協商和平等缺乏。
公民為何要納稅?也許在很多人,尤其是權力機關的人眼中覺得不是問題,但是事實上卻并非如此。納稅的本質是公民把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個人收入的一部分拿出來,以契約的方式交給政府,而政府用納稅人的錢來服務于公眾。從這個基本意義出發,目前我國的稅收,在某些方面還缺少充分的法理解釋。
納稅人要納稅必須首先承認其私有財產,并且得到法律的保護。目前中國人的私有財產能得到基本肯定的也就是工資收入這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讓公民交稅也許理由是充分的。但是,除了工資收入之外的其他私有財產呢?比如房產,按現有規定,公民現在所買的房并不是自己的私產,而只是買的70年使用權?杉幢闳绱,也要納稅,包括契稅、印花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已購公房要交每平方米15.6元的土地出讓金等,為不是自己財產的東西納稅,于理無據。
其次,納稅是納稅人與政府之間的平等和協商關系,而非上下級的權力服從關系。這個概念,是世界各國幾百年來民主憲政過程所獲得的共識,也是對千百年來封建專制制度之下,稅收就是皇帝要百姓和臣下納貢的糾正。納稅的平等和協商關系,始于人類的第一個憲政國家英國,是由《大憲章》確立下來的憲政原則之一。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任何人的行動和權利都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尤其是政府的行動和征稅權,應當受到必須的限制。如果沒有限制,政府的征稅就可能像過去的帝王一樣想征多少稅就征多少稅,想什么時候征稅就什么時候征稅。
在民主憲政原則下,人民代表或議員可以代表人民與政府協商,對稅種、稅額和稅率等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和議價,雙方都沒有單方面定價權。而且,既然公民交納的稅是讓政府替公眾服務和辦事,公眾和人民代表還可以就政府服務質量的優劣來議定納稅的稅額,正如一個人請了保姆,需要根據保姆的工作表現和質量給予數量不等的報酬一樣。
反觀我們現在的稅收申報制度,征稅催收的成分居多了,而解釋少了,透明度低了。僅以年所得達到12萬元的納稅人需要到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而言,只說是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法規定的法定義務。但是,這個新修訂的個人所得稅規定,是權力機關單方面的規定,還是經由與納稅的主體──公民協商而成,是需要解釋清楚的。同理,其他的稅收也應當有更多的解釋,平等、柔和的催討。從另一層關系來看,由于公眾納稅給政府,是讓后者提供更好和更優質的服務,因而納稅人與政府是主人與公仆的關系。既如此,政府的征稅,就不該是居高臨下的勒令,而應多一些解釋、平等商討的方式。
截至3月1日,全國只有近40萬年收入12萬元以上者辦理了自行納稅申報,而稅務機關掌握的數字是,全國大約有2000多萬高收入者。自愿申報人數少,恐怕不能簡單用一句“缺少納稅意識”來概括,因為納稅是義務,同時更是權利。當納稅人并不知道自己享有何種權利時,他多半不愿心甘情愿盡義務。
在納稅問題上,需要調整納稅人與征稅者的關系,多一些解釋、協商和平等,而不是居高臨下和威脅,諸如發布“稅務總局稱已掌握大多數高收入者信息”的風聲。而且,政府官員不僅要主動公布財產,還要主動公布自己的納稅情況,起到帶頭作用。如此,納稅人才有可能自覺自愿納稅。(張田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