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中午,在權威機構對外公布喬洪事件定性的前幾個小時,茅臺本部召開了全國經銷商大會。
一位經銷商告訴記者,每年的經銷商大會都是年底舉行,今年的市場規劃早已完成布置,這個時候開會,“可能有著特殊的意義”。經銷商們都很重視這次會議,各省均有2-3家、共計百余人參會。不過他們都顯得很謹慎,無論與記者面對面交流還是電話采訪,均不愿多談。
記者在現場發現,會議室大門由4名保安把守,持有參會證方可出入。
茅臺方面在會上向經銷商承諾保證貨源,銷售公司重要人事不變,并重申傳聞不會對公司正常生產經營和發展產生影響。
也有參會人士稱,喬出事一定與經銷商有關,因為2002年赴韓國觀看世界杯足球賽的“大多為經銷商”。這正好印證了貴州省紀委的相關結論。主管市場營銷的喬洪,從陷入這場風波開始,就一直與“涉嫌受賄”難脫干系。
“下海”茅臺
2000年,作為中國最早國有企業之一的茅臺酒廠改制上市,時任貴州省輕工廳分管酒業的副廳長喬洪順利成為總經理人選。隨后,該廳因機構改革被撤消,職能轉交給相關行管辦和輕工聯社。
喬曾經回憶:“每次從貴陽到茅臺,印象深刻的是綿延近300公里的蜿蜒山路,如同這個大型企業從計劃經濟步入市場經濟時并不輕松的轉型。”其實對其本身而言,到茅臺并非如外界傳言只是看上“國酒”這個牌子和優厚待遇。因為喬入主茅臺最初的一段時間,推行“年薪制”對初涉市場經濟海洋的茅臺,仍是一個頗具爭議和遙遠的話題。
由超脫輕閑的政府官員,到地處偏遠、條件艱苦的企業任職,這樣的轉型在外人看來同樣并不輕松。不過幾年后喬的心緒有了轉變:“茅臺是個需要亮出真槍實彈的戰場,充滿了變幻和危機,讓我興奮,我很喜歡。”一向注重實干的喬洪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員工著裝上班,持證上崗。而本報記者曾經目睹,一名穿著拖鞋的職工雙腿粘滿酒糟就闖進新任總經理的辦公室。
對于棄官經商,喬洪用“毫不猶豫”、“欣然”兩個詞形容當時的心情。在他看來,茅臺是個極好的平臺,可以有所作為。這也與外界評價其“責任感和使命感強”、“思想活躍,喜歡學習”不無關聯。
多位采訪過喬的記者發現,他有極強的學習和邏輯思維能力,表達能力強,一直堅持每月看一本書,到茅臺后還給職工推薦書目。尤其是他在電腦運用方面的熟練程度,深得眾人欽佩。
營銷出彩
在喬洪加入茅臺之前,茅臺離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營銷還很遠。
1997年以前,茅臺酒是計劃加批條的時代,沒有批條根本買不到,一張批條可以賣到十多萬元。此時的茅臺根本沒考慮做市場。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通貨緊縮,全年兩千多噸的銷售任務,到6月份僅銷出六百余噸。這被董事長季克良認為是“茅臺歷史上最困難的時期之一”。
并不深諳茅臺生產工藝的喬洪,上任后就全面展開市場開拓。茅臺隨后整個營銷和渠道的建設,都是在其主持下展開。他注重終端市場的開發,在全國大規模鋪設專賣店。并不斷開發各種不同規格、不同系列、不同品種的酒。在其主導下,茅臺還為機關、團體和知名人士定制專用產品,為黨政軍部門和大企業封壇窖藏酒。
茅臺很快走出低谷。至2004年,實現銷售收入30.1億元,同比增長25.4%,不及五糧液一半的銷售額,凈利潤卻緊逼五糧液,達到8.21億元,同比增長了39.8%。
喬自己坦承:“我到茅臺之前,茅臺的銷售額只有9.8億……到2006年銷售額達到62億元……價格也隨之提高,從1999年的168元/瓶提高到今年的358元/瓶,市場價格達500元/瓶……茅臺股票也成為中國第一股。”
輿論普遍認為,這其中功勞源于以技術權威著稱的董事長季克良和同樣以務實擅長的黨委書記袁仁國等組成的管理團隊,雖不能全歸于喬一人,但起碼他功不可沒。
為官為商
喬洪幼年隨父母從山西來到以人口眾多和貧瘠聞名的貴州畢節。1960年代末參軍,1975年退伍,先是在畢節地區廣播局工作,后任畢節地委機關秘書、科長、團地委書記,在貴州最窮的縣之一納雍縣做過縣長,當過地區輕紡工業局局長。
胡錦濤總書記主政貴州時,將畢節定位為扶貧改革試驗區,使地處偏遠的這個烏蒙山區漸為世人關注,一大批經過艱苦環境鍛煉的畢節干部被輸出到省內重要領導崗位。
同樣歷經大環境磨練的喬洪憑本事嶄露頭角。1996年,貴州省公開招聘輕工廳副廳長,43歲的他通過招聘考試順利獲任,主管全省酒產業,仕途由此一片光明。在此期間,喬曾親率工作組進行了習酒公司的破產兼并和貴州珍酒廠的解困,這也是其得以入主茅臺的原因之一。
不過剛到茅臺時,喬并不被人接受,直到經營業績有了提升,其能力才被認可。“人緣好,負責,嚴謹,儒雅,在做市場上很有水平。”茅臺銷售公司一位中層如此評價。
熟悉他的經銷商說,喬人很和氣,做人處事都值得稱道。而茅臺當家人季克良對他的描述是:思想活躍,懂專業,能夠引進新的思維模式,與茅臺傳統文化相融合。
數位與喬有多次交往的人士評價,喬健康、時尚、陽光,臉上總掛著笑容,且愛好廣泛,尤其喜歡足球,有一大批球友。他還熱愛音樂,喜歡自駕游和高爾夫運動。
也有輿論認為,喬在主政茅臺銷售期間實行的“限量提價”策略,使茅臺及系列酒價格在產量并未大增下大幅上漲,產生巨大“尋租”空間,可能為喬如今落馬埋下隱患。
對媒體的一些猜疑性報道,截至發稿時,本報記者并未從有關部門獲得證實。(田錦凡、王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