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人
馬伯庸:越寫越開心,興之所至剎不住
相比馬伯庸的大名,更多人熟悉的是“馬親王”。這個外號的來源有各種傳說,他親口認證的說法是,互聯網初到中國的年代,他加入一個網絡論壇,論壇中人選擇了一些奇幻頭銜,比如國王、女王、騎士、法師……他去得晚,沒的可選,只好挑了個看起來最沒用的“親王”。沒想到這個頭銜居然一直伴隨至今。
馬伯庸,也是熱播劇《長安十二時辰》的原著作者。除了開播時,他在朋友圈曬了一張與電視機屏幕的合影,此前他與劇的親密接觸,就是去探了一次班。
馬伯庸曾在外企工作10年,是一個在寫字樓里天天做PPT和工作報表的員工。成為全職作家后,他目前的愛好和工作,除了給兒子馬小煩講睡前故事,就是從各種歷史資料的角落里找傳奇故事。《長安十二時辰》如此,此前的作品《殷商瑪雅征服史》《風起隴西》《古董局中局》《三國機密》《顯微鏡下的大明》……也是如此。
馬伯庸是一個享受型作者——自己越寫越開心,興之所至,剎不住。比如,《長安十二時辰》就來源于知乎的一個問答。當時有人提問:如果你給《刺客信條》寫劇情,會把背景放在哪里?
《刺客信條》是一個沙盤類電子游戲,主角穿梭于城市,執行刺殺任務。馬伯庸很喜歡玩,當他看到這個問題,第一反應就是唐代長安城。“想想一個冒險者的身影,在月圓之夜的大雁塔上躍下,追捕他的火紅燈籠從朱雀大街延伸到曲江池,驚起樂游原上無數的宿鳥……如果能寫出來,這該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情。”想想都興奮,于是他信手寫了幾千字。
寫著寫著,他“膨脹”了:“我試圖讓節奏變得更快,讓故事結構更加精密復雜,讓每一個角色的特質更接近現代人的認知。說白了,我希望呈現的不再是一個古裝刺客冒險故事,而是一個發生在國際大都市的現代故事,只不過它湊巧發生在古代罷了。”
寫這樣一部作品,最大的挑戰不是故事和人物,而是對那個時代歷史細節的精準描摹:怎么吃飯、怎么喝茶、哪里上廁所,長安城的下水道什么走向、隔水的欄桿什么形制……為此,馬伯庸做了兩個方面的準備:一是“大案牘術”,閱讀大量的相關書籍和論文,比如,為了能在書中對長安里坊有細致入微的描述,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就成了案頭讀物;二是去西安實地找感覺,他成為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博物院、碑林博物館等地的常客。
在碑林博物館,立著一座“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這件國寶級文物上,漢字與敘利亞文并存,講述了景教在唐朝的傳播情況。馬伯庸一眼“看中”了這塊碑:“這很符合唐朝長安國際化都市的特點——另一個文化圈的東西能在這里落地生根、流行發展。”于是,他在書中專門安排了一個重要角色是波斯人,也是景教徒,在與男主一道的冒險歷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小說寫完,賣出版權,馬伯庸沒再操心。然而,導演比較痛苦,因為書中不少描寫要實現影視化,很難。比如,男主張小敬的武器手弩,在馬伯庸的筆下像一把槍一樣“突突突”;但真正拍起來,手弩和槍的差異顯然很大。導演跟他抱怨:“你寫的時候換個武器多好。”馬伯庸答:“寫的時候又沒想拍,我得先自己寫過癮。”
馬伯庸對歷史的興趣在于“希望在一個受限制的空間里發揮自己的想象”。“有的題材是沒有限制的,比如科幻,可以撒開了寫,但這會讓我覺得不太過癮。在真實的歷史背景下,有史實的限制,在歷史的縫隙翻出一些可能性,會更有挑戰。”
商朝、三國、唐朝、明朝……這些朝代在馬伯庸的筆下有了另外一種“或然歷史”。但如果能回到過去,馬伯庸希望是宋朝,理由很實在,“宋朝吃得好”。如果以宋朝為背景寫書,他想多講講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因為那是一個市民文化發達的時代。所以,說不定我們可以期待下“汴京十二時辰”。
一年前,馬伯庸小說《四海鯨騎》改編成同名3D動畫上線,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自己只能在嘈雜的環境中寫作。最近,他發現了一個終極寫稿圣地——圖書館的低幼童書自由閱覽區。“找個小坐墊,靠著柱子面對書架坐下,周圍一群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跑來跑去。一想到我可以毫不關心他們的動態,寫稿效率就超級高”。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蔣肖斌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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