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在北京舉行的一場研討會上，多位學者圍繞新大眾文藝展開討論。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劉大先談到數字技術給文學藝術帶來的影響與挑戰。如媒介技術給文學帶來一場“全面革命”，其中蘊含著新的人文取向，即“讓文學回歸到生活之中，與具體的生活發生密切關聯”。

　　劉大先曾在一個山中羌寨經歷了“數字技術改變文化生活”的具象化時刻。那是2021年至2022年他在四川省綿陽市北川羌族自治縣(簡稱“北川縣”)掛職副縣長期間，一個冬日，他在該縣石椅村偶遇村民殺豬，舉起手機拍照時，一名看起來約70歲的老嫗說，“發個抖音，殺年豬”。劉大先有些驚訝，“這樣犄角旮旯的山里小巷，這個年紀的老太太都知道發短視頻，可見新傳媒能量巨大”。

　　劉大先將這個小插曲及掛職經歷寫進了《去北川》。這部紀實文學作品去年4月出版，市場反響很好。看到銷量數據，劉大先感受有些復雜：“我以前出版的10余部學術著作，都賣不了這么多。”

　　劉大先是資深文學評論家，搞長篇“文學創作”是頭一回。他筆下的北川故事打動了許多人。有讀者在網上留言：“讀完這本書，會讓人想去北川，去見見那里的人。”

　　這正是劉大先想要的效果。“掛職一年，要說能給當地做多大貢獻肯定是談不上。掛職期滿后還能為北川做點什么？我想，那就寫本書，讓沒到過北川的人們了解這個地方。”

　　北川是我國唯一的羌族自治縣，也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災后唯一異地重建的縣城。掛職期間，劉大先走遍北川下轄19個鄉鎮，記錄下自己經歷地震、洪水和泥石流，以及行駛中的車子自燃等驚險時刻，并解答了他初來乍到時想問的問題：這里地質災害頻發，為何不能以“搬家”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這次寫作，文學與具體的生活發生了密切關聯。作為評論家，劉大先曾提出，進行新時代鄉村書寫，最關鍵的是對人的塑造，讓鄉村的主體自己言說自己。作為創作者，他踐行了這一點。《去北川》中，深入觀察并參與建設的“我”，為了工作“頭發整脫脫，背背整駝駝”的基層干部，質樸、堅韌、追求更好生活的普通人，所有人的言說，為“北川何以成為新北川”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動筆之初，劉大先將這次寫作定位為“有用的寫作”：一方面，從學者角度介紹北川相關歷史地理知識；另一方面，根據掛職期間工作經歷，圍繞當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文旅開發、產業發展等，記錄個人視角的觀察與思考，也分享一些實踐經驗。

　　他發現一些傳統習俗在當地人日常生活中已不多見，而是出現在一些節日慶典、文旅活動中。比如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羌年”，這是羌族的傳統新年，每年農歷十月初一舉行慶典。“這原本是一個慶祝豐收、娛神娛己的節日，在羌寨內部小范圍慶祝。如今羌年成了當地的文化名片，慶祝方式依然是祭祀、載歌載舞、分享食物，但外地游客也能參與進來，羌寨居民煮的幾大鍋羊肉，來者有份。”

　　傳統文化在變化中得到傳承。前述“殺年豬”所在地石椅村，被打造成旅游目的地“石椅羌寨”，傳統民俗展演吸引了大批游客，村中住宿餐飲行業蓬勃發展。

　　此外，北川根據大禹的傳說和祭祀大禹的古老傳統，打造“大禹故里”品牌和“少年禹”IP等。這些舉措，劉大先參與其中，也寫在了書中。

　　傳統村落在變化中煥發新的光彩。“傳統就是日常，它隨著人的生活需求發生變化。如果傳統文化不能同普通民眾的生活發生關聯，就不會具有綿長深厚的生命力。老百姓并不在意所謂‘地道’，他們看重的是傳統的東西能不能融合到當下的生活中，給自己帶來便利或利益。所以，我們做保護傳承的工作時，千萬不要進入曲高和寡、陽春白雪的想象中。”劉大先說，“《紅樓夢》誕生的時代，小說還是引車賣漿者看的，不登大雅之堂，如今它被奉為經典，這就是變化。我們不能抱殘守缺地固守在某個階段性文化樣態中，應該敞開胸懷，擁抱新變化。”(完)(《中國新聞》報記者 程小路 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