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6日電 香港文匯報今日刊文，對有關中國代表團在北京奧運會上應穿“漢服”的提議發表看法，認為漢服熱折射出中國人的“身份焦慮”。文章如下：
我一直深信，在中國人的諸多焦慮之中，一直不明白、不知曉自己到底該穿怎樣的服裝才像個中國人，乃是最徹底、最根本的焦慮之一。而作為這種從剪掉腦袋背后的那根辮子便已開始，并持續無奈了幾百年的焦慮總爆發的標志——“漢服熱”，之所以直到21世紀的中國才在這一代穿著T恤牛仔、吃著麥當勞、喝著可口可樂、看著美國大片、聽著爵士搖滾、說著各國外語的人的身上集體呈現出來，則是因為現代的中國人，在身份焦慮中集體迷失之后“別無選擇”的選擇。
峨冠博帶 長襟寬袖
2007年4月5日清明節，一份有關于“將漢服定為國服”、“奧運會上中國的漢族運動員應著漢服入場”的倡議書，不僅在網上吸引了眾多的眼球，而且還被正式送給北京奧組委。
瞬間，沉寂了好一段時間的“漢服熱”因搭上了奧運熱的便車重新熱鬧了起來。
其實，這場旨在提倡中國人重新回到“峨冠博帶、長襟寬袖”時代的漢服熱早幾年就開始了。
從2003年底鄭州電力工人王樂天身著漢服走上街頭，并被新加坡《聯合早報》率先報道開始，有關漢服的消息在媒體上就從未一刻消停過。
2006年5月在武漢，有516名青年學生身著仿古服裝在編鐘鼓樂聲中按升國旗、加衣冠、敬師長、敬父母、成人宣誓等程序受冠謝禮、吟唱冠歌……
2006年103名年輕人身穿漢服在杭州岳飛墓、于謙墓前祭拜。
此外還有60多人參加的廣東東莞臺商子弟學校成年禮等。
如果說以上所提到的種種推崇漢服、試穿漢服之舉僅僅只是個別人、乃至個別群體尋找代表中國的文化符號和回歸中國文化傳統的一種嘗試的話，那么在剛剛開過不久的兩會上，當全國人大代表劉明華建議，應在我國的博士、碩士、學士三大學位授予時，提倡漢服系列的中國式學位服建議的時候，“漢服熱”也隨之從個別少數人的行為，被上升到“人大代表”關注的國家大事之中。
可問題的關鍵在于，漢服熱對于今日之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
一衣激起千層浪
任何事物的出現如果能引發爭論，能吸引眾人的注目，就能稱之為熱。“漢服熱”也不例外，幾乎從它出現在中國這片黃土大地上的那一秒鐘開始，它不僅賺夠中國人的眼球，而且還前所未有的折騰著中國人的大腦和揮霍著中國人的寶貴口水。
贊同者說，“漢服熱”體現了當代年輕人的一種民族文化自覺，而身體力行者更是言之鑿鑿的道，我們主要是想通過漢服運動來喚醒中國人對傳統文化的記憶。
反對者說，如果中國人都要穿漢服，那就進入了一個民族主義的概念之中，國人都穿漢服，把五十六個少數民族放在哪里？
套用一句古話，“一『衣』激起千層浪”，看似個人喜好的穿衣打扮行為被上升到如此“高規格”的是非觀念爭辯，說實在的，的確有點兒讓國人始料不及。
由此，一個不容忽視的問號浮出水面，在此提倡多元、進入地球村的年代里，國人有必要提倡漢服，有必要為此大費周章嗎？
筆者認為，對于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出現進行剖析、研究和爭辯，對于人類文明的進步無疑都是有必要和有益的。可就眼下熱鬧在中華大地上的“漢服熱”而言，與其爭論“漢服熱”對于中國有沒有必要，還不如先搞清楚中國人為什么到了21世紀的今天，還要為穿怎樣的服裝才能代表中國爭論不休。
實際上這樣的爭論不僅在于漢服，在早些時候關于國山、國花、國樹的爭論中，我們都一直在折磨著自己的腦袋和揮霍著自己的口水。
這對于有著五千年輝煌文明，被稱為世界文明古國的中國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嗎？
當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 一個國家的文明記憶，得退回到號召大家都來穿“漢服”這樣的多少有些“做秀”的方式來回歸的時候，現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人到底又是活在一種怎樣的“文化”當中呢？
自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之后，在中國，從未出現過一個真正能具備中國精神、中國價值的文化體系的遺憾。在中國這片黃土地上，所造成集體無信仰、群體無道德、誠信不再的文化斷層現象，難道還不夠觸目驚心嗎？
沒來由的，我突然益發佩服起孫中山來，孫中山領導了第一次武裝起義——廣州起義之后，便剪辮子，改服裝，同時開始了試制中山裝的工作，為了使中山裝更有中國味，更能代表中國人的身份，中山裝的每個細部都有其特定的新文化內涵，根據民主共和體制的五權分立、國之四維、三民主義和中國革命需要知識分子參與建國理念，而改中山服前衣襟有五粒扣子，四個袋，三粒袖扣，胸袋蓋成倒筆架型，終成為原民國政府統一的制服。
借用服裝 尋找自我
前些年，筆者的一位朋友受邀參加一次國際性的活動，活動完畢后，組織者要求與會者各自穿著最能代表自己民族的服裝去集體照相。結果是所有的人都穿上了自己民族的服裝，而他卻不知穿什么好。
對于中國人來說，因為不知什么最能代表中國，因為拿不出最具有中國人象征意義的東西而遭至的尷尬，在不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場合可謂是多如牛毛。
中國人的文化從什么時候成為媚俗、時尚的傀儡，什么時候不得不借用“漢服熱”的形式來喚醒呢？
僅從服裝來看，應追溯到清朝時的“留發不留頭”，爾后在文革時期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服裝政治化”，直至今日西裝對中國服裝徹底的毀滅性的取代，可我們如果把目光從“服裝”上轉移出來，則不難發現，更深刻的原因，來自于中國人置身于文化斷層之中四顧茫茫然不知“我是誰”的“身份焦慮”。
中國人置身于文化斷層之中四顧茫茫然，是陳子昂“前不見古人 后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的茫茫然。
現代中國人不知“我是誰”的身份焦慮，起始于以“三教九流，人分九等，三綱五常”等壓抑人性，窒息人權的舊的身份認同、身份辨異方式被鏟除，新的身份認同和身份辨異方式又與現實脫節之后的集體盲目。
身份焦慮之下的中國人，是身穿印有“我是蕩婦”、“我是淫婦”之類的英文文化衫猶自在大街上昂首闊步的不能自知。
身份焦慮之下的中國人，是吃著中國的水餃過著圣誕節的不由自主。
“物極必反”，當陷入不知“我是誰”的“身份焦慮”中的中國人，終于忍受不了這種焦慮所帶來的迷失、盲目，并試圖重歸“中國人”的身份的時候，做為“拯救自己”的一種選擇，“漢服熱”理所當然的成了國人用偏激極端的手段拯救身份的別無選擇。
服裝是一種記憶，也是一種“人體語言”，更是一種身份表達。如果我們去除了“漢服熱”中的民族自豪、民族自尊、復興傳統文化之類的口號似象征，把它當成一種地球村時代的我行我素，把它當成某一個人、某一些群體渴望擁有的“另一個身份”，渴望使自己變得更有“中國味道”的某種努力的話。
在此全球化步伐越來越快的時代，在此許多族群都開始出現身份認同危機，各個族群都試圖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尋根，來重新塑造本民族的身份的時候，漢服熱、讀經熱、龍文化熱等不斷在21世紀熱鬧起來的“傳統文化回歸”，或許能給中國社會和中國人帶來一些有益的東西。當然，這個“有益”的實現，還應有一個前提，“漢服”不應成為中國人回歸傳、回歸身份的“別無選擇”。(作者：東方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