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中國的特殊條件下，這種社會新價值或主流文化符號的探尋過程經常顯得不太自然。文革和過去計劃經濟時代集體主義的經驗，讓很多知識分子甚至普通百姓對任何文化上的“規定范式”或“正統主義”都異常懷疑甚至反感。結果是，國際化或者西化的價值觀和文化形態，有時更容易打入社會大眾的生活，“統一”民眾的穿著、生活習慣，以至思想觀念。

　　當漢服還未被社會大眾所認識和接受的時候，它面對的尷尬與危機是：被標簽為“新時尚”及“復古表演秀”。中國的文化系統中缺乏強烈的國教傳統，傳統民族服裝也缺少神圣性，把將近2000年以前的服裝樣式嫁接到現代生活，(漢服)穿著者在現實中就經常遭遇“你們在演戲？”的好奇提問。再者，某些樣式的漢服也被人誤會為宗教界人士的道袍。

　　有網上評論就譏諷說：“漢服運動其實就是美國嬉皮士運動的同類，只是一種風行一時的亞文化運動而已；那些博士的確是有點多余，定國服和奧運出場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臆想而已。”

　　在民族主義和形式主義以外的聲音

　　在這場漢服與民族主義的辯論中，有學者向本報指出更大的問題在于整個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符號的極其匱乏。

　　中國文化部部長孫家正曾經坦言：“我到現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服裝能夠真正代表中國的服裝？這恐怕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困惑。”事實上，豈止服裝，中國人的文化認同符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對此，專門研究人類非物質遺產的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高丙中提醒說，如果撇開民族主義的論述，從文化認同符號和文化多樣性的角度看，未嘗不能為漢服找到合理復興的另一種論述根據。

　　“我們到印度、日本旅游，看到當地人穿莎麗或和服，會覺得他們服裝更多姿多彩，旅游經驗更有趣。所以漢服復興是看你怎么去說的問題。”

　　其實，近期中國出現陣陣“復古風”：論語熱、讀經、私塾熱，都是社會從民族傳統資源中尋找認同符號的嘗試，漢服熱只是其中一種。但由于固執于民族主義的論述，這些“熱”經常顯得浮躁或偏狹。

　　《人民日報》一篇針對“漢服”的評論提出，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各民族文化不斷交流激蕩的時代，需要的是“將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精神，需要的是能夠虛心學習其他優秀文化的心靈”。這樣的精神和心靈，有助于打造出中華民族的時代新文化。

　　此時此刻，漢服因為教授等高級知識分子的倡議，在社會上又增加了知名度，但是距離它被正式認可為中國民族服飾，路途依然遙遠。

　　為北京奧運提供正裝的恒源祥集團表明，將不會選擇漢服、唐裝或中山裝的任何一種單一款式作為中國奧運代表團的著裝首選。他們希望這次設計出的服裝，不僅讓運動員在奧運會期間穿著，奧運會結束后也能吸引普通消費者來購買。與此同時，包括中國“十佳設計師”陳聞在內的多名中國國內頂尖設計師也表示，唐裝漢服不能完全代表當代中國文化，中國體育代表團的服裝應有時尚感，并符合國際禮儀。

　　這意味著漢服倡導者心目中，中國人“羽衣飄飄，文質彬彬”亮相在世界面前的浪漫想象，再次落空。

　　新的奧運服飾設計將如何代表中國人的民族特色，當然也是未知數。

　　難乎中國人，民族服裝的問題有時比語言問題更尖銳。你可以不開口說話，但你總不能不穿衣服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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