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難歲月 兩次撥款搶修敦煌石窟

　　自從1951年參觀“敦煌藝術畫展”，聽了常書鴻關于敦煌莫高窟亟待搶修的情況匯報后，周恩來心里一直惦記著這件事。

　　這年6月，在他的高度重視下，政務院派出北大、清華的教授趙正元、莫宗江及古建筑學家余明謙、陳明達實地考察了莫高窟的文物保護工作，并制定出了治本與治標相結合、臨時與永久相結合、由洞外到洞內(nèi)分步驟保護的方案，獲得了中央的批準。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在當時財政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周總理指示首先撥款2億元(當時的舊幣約合現(xiàn)在人民幣2萬元)，修復了5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時期木結構窟檐。還撥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問題，配備了吉普車，購置了發(fā)電機，莫高窟破天荒地第一次安裝了電燈照明。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莫高窟進行的第一次搶救性的維修工程。

　　1961年3月4日，國務院公布敦煌莫高窟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為了進一步推進文物保護工作，向中央文化部呈交了《關于加強保護莫高窟群的報告》，提出防止鳴沙山山體向前移動，造成石窟巖壁倒塌，使敦煌壁畫彩塑毀于一旦的具體加固意見。報告呈送國務院后，受到周恩來的高度重視，國務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長徐平羽率領的10余名專家學者，組成敦煌工作組前來莫高窟進行考察考證。

　　維修這座歷經(jīng)1600多年、規(guī)模宏大、屢遭人為嚴重破壞和風雨侵蝕的石窟，耗資巨大，而當時我國剛剛度過3年天災人禍的困難時期，內(nèi)憂外患，財力十分拮據(jù)。為此，專家們制定了一個先搶救最危險地段，再分期分段實施全面保護的長遠規(guī)劃。

　　1962年，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了國務院會議。會上，赴敦煌考察論證的專家學者們和常書鴻向周恩來全面匯報了敦煌莫高窟的情況和搶修的具體方案。會上，周恩來表情嚴肅，他語重心長地說：“敦煌莫高窟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寶貴的文化藝術遺產(chǎn)，已有一千數(shù)百年的歷史了，解放前已遭受過帝國主義者殘酷的劫掠和破壞，現(xiàn)在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它，否則，我們這些人不能向后世交代。”當時，國家財力特別困難，全國各地已停止修建樓堂館所，全力以赴發(fā)展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但周恩來仍然果斷做出決定，批準撥巨額專款100萬元，一步到位，用于大規(guī)模搶修敦煌莫高窟，實施保護工程。

　　這樣，在周恩來的關心重視下，新中國第一次敦煌莫高窟的大搶修拉開了序幕。這項工程是集開鑿隧道、支撐懸崖絕壁夯實基礎、加固巖壁等于一體的結構復雜的浩大工程，因此中央決定由鐵道部承擔重任。消息傳來，極大地鼓舞了長期從事研究保護敦煌藝術的專家和工作人員，同時也鼓舞了敦煌人民支持這項千秋事業(yè)的決心。

　　搶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歷時3年，在鐵道部職工和敦煌搬運社工人披星戴月、風餐露宿的奮戰(zhàn)下，攻克了一道道難關，于1966年竣工。整個工程在石窟群的南北區(qū)總計4040米的長廊中，加固了195個石窟，制作了7000多平方米的檔墻砌體和梁柱，對363米的巖壁做了徹底的加固，并安全地解決了400多個洞窟上下4層之間的往來交通。修筑的鋼筋混凝土和花崗石砌體代替了唐代文獻記載的“虛欄”。層層疊疊、巍峨壯觀的堅固棧道為工作人員和中外游客提供了安全舒適、暢通便捷的交通通道。這使敦煌莫高窟成為了我國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保護最好的石窟，也成為周恩來關心和保護敦煌藝術的不朽豐碑和歷史見證。

　　十年動亂 親簽文件保護莫高窟

　　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周恩來利用做政府工作報告的休息間隙，邀請常書鴻到休息室，向他詢問了敦煌莫高窟正在進行的搶修情況和有待解決的問題。常書鴻向周恩來匯報說：“莫高窟進行的大搶修工程一切進展順利，同志們加班加點，夜以繼日，力爭在1966年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紀念活動時完工。”周恩來點點頭說：“這很好，在那時候完工，莫高窟將又是一個新面貌向世人展示，敦煌文物保護和研究又是一個新的開端。”他認真地叮囑常書鴻說：“在搶修時一定要注意保護好文物，不能讓敦煌壁畫和塑像受到損壞，一千幾百年了，保留下來不容易，一定要小心謹慎。”常書鴻沒想到周恩來在百忙之中，連開會期間還這樣惦記著敦煌藝術，他心情激動地聆聽著周恩來的諄諄教導。周恩來還說：“敦煌工作不是一輩子所能做完的，必須子子孫孫都在那里繼續(xù)努力工作，才能完成。”常書鴻向周恩來保證說：“請總理放心，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帶給敦煌全體工作同志，一定要把敦煌文物工作當作祖祖輩輩一代接一代的事業(yè)干下去！”

　　1966年2月份，歷時3年的敦煌莫高窟大搶修工作基本完工。面對修繕一新的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全體工作人員精神振奮，喜上眉梢。大家在常書鴻的領導下加緊了壁畫臨摹和文物研究工作，為擬定舉行的紀念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活動做積極準備。

　　3月，為了籌備舉行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紀念活動，常書鴻來到北京向文化部匯報了籌備情況，期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郭沫若接見了他。常書鴻向郭沫若匯報完工作后，懇請郭沫若親臨敦煌主持紀念大會。當時已年過70的郭沫若高興地答應了常書鴻的邀請，并很熱情地說：“周總理對敦煌文物工作很重視，希望你們不要辜負總理的厚望，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把敦煌文物保護和研究工作搞得更好！”并現(xiàn)場欣然揮毫，為莫高窟寫下了“石窟寶藏”、“三危覽勝”的題字。

　　在北京匯報工作期間，常書鴻還把拍攝的一整套敦煌石窟維修加固后的照片和一本自己編輯的《敦煌壁畫藝術》畫冊通過文化部的同志轉(zhuǎn)交周恩來，向他匯報敦煌石窟的維修加固情況，并表示希望周恩來有機會來敦煌指導工作。讓常書鴻又激動不已的是，就在他離開北京的前一天，文化部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專門打來電話說：周恩來收到他轉(zhuǎn)交的照片和書很高興，鼓舞他進一步干好敦煌的文物工作。周恩來說，敦煌是西出陽關的名城，是他向往已久的地方，有機會他一定去敦煌參觀莫高窟，看望大家。

　　然而，就在常書鴻和文物研究所的同志們正熱情百倍地投入工作，籌備即將舉行的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紀念活動時，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使一批珍貴文物古跡瞬間變成了宣傳封建迷信的大毒草。在這種形勢下，本已籌備好的敦煌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紀念活動也只好停止舉辦了。

　　1966年10月，江青在接見首都紅衛(wèi)兵時公開叫囂說：“敦煌藝術沒什么可以繼承的東西。敦煌藝術是精神鴉片！”這無疑給敦煌藝術判了死刑。

　　于是，被煽動起來的紅衛(wèi)兵從北京、從蘭州、從酒泉、從敦煌，氣勢洶洶地殺向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專家學者一一被揪出來批斗，研究所的工作陷入了困境。然而，更嚴重的是，一場滅頂之災危及敦煌莫高窟了。

　　1967年夏天，敦煌縣武裝部、公安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時接到蘭州大學敦煌籍學生拍來的電報：蘭州大學的部分紅衛(wèi)兵已準備起身前往敦煌，和在敦煌的紅衛(wèi)兵匯合，計劃搗毀莫高窟的壁畫和彩塑，請設法阻止。

　　敦煌莫高窟已有1600年歷史了，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規(guī)模最大的佛教藝術寶庫，共計有45000平方米的歷代精美壁畫，有3390身精美彩塑，是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藝術遺產(chǎn)，一旦被搗毀破壞，那將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場巨大悲劇。敦煌縣委縣政府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感到事態(tài)嚴重，情況危急，馬上向甘肅省委省政府和國家文物局做了匯報。

　　敦煌的緊急匯報很快上呈到了國務院，匯報給了周恩來。中南海的總理辦公室里一片沉悶，在這敦煌莫高窟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周恩來濃眉緊縮，神情嚴峻。他沉思片刻后，果斷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說：“立即讓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采取措施，保護敦煌莫高窟，不能讓這座人類文化寶窟受到損壞。”

　　他還親自簽發(fā)了國務院“關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沖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這份文件很快就電傳到了敦煌。

　　就在國務院電傳緊急文件到達敦煌的第二天清晨，從蘭州趕來的紅衛(wèi)兵大軍已坐火車來到了敦煌，他們和在敦煌的紅衛(wèi)兵頭頭一接觸，馬上開始肆無忌憚地大規(guī)模破壞敦煌文物。他們首先來到敦煌縣城附近著名的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區(qū)，掄起鋤頭、榔頭把那里的一大片明清古建筑徹底搗毀，然后喊著口號，浩浩蕩蕩向莫高窟進發(fā)。

　　聽到消息后，敦煌縣武裝部部長張雙虎帶領解放軍和公安人員立即趕到通往莫高窟的必經(jīng)之地——文化路口阻截。當紅衛(wèi)兵大軍氣勢洶洶地到達后，他們以周恩來親自簽發(fā)的文件為“尚方寶劍”，和文物所的工作人員共同向紅衛(wèi)兵宣傳國務院的指示，并向紅衛(wèi)兵講述敦煌莫高窟的文物藝術價值和保護到今天的艱難歷程，特別向紅衛(wèi)兵們講述了周恩來是如何關心重視敦煌藝術的事。

　　“周總理不讓我們打毀？周總理在保護莫高窟！走吧！撤吧！”紅衛(wèi)兵們紛紛小聲議論著。最后，他們只好灰溜溜地撤走了。

　　敦煌莫高窟終于有驚無險，免遭了一場劫難，而且憑借周恩來親自簽發(fā)的這份國務院文件，敦煌莫高窟奇跡般地平安度過了十年動亂歲月。在改革開放的年代，敦煌被列為第一批對外開放的城市，莫高窟以其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藝術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學者，敦煌藝術終于迎來了周恩來預言的全盛時期。當敦煌人民再一次面對綠樹掩映、巍峨壯觀的石窟群以及馳名中外、絢麗多彩的敦煌藝術時，更加緬懷周恩來30多年前為保護敦煌文化遺產(chǎn)所付出的滿腔心血和所做出的杰出貢獻。(文/張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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