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瑞芳的新書《百家講壇:這張“魔鬼的床”》里,有易中天這樣一句話:“直,爽,又好玩的馬瑞芳,是《百家講壇》里最有人緣的一個,所以她能寫這本書。”
教師節前夕,《解放周末》專訪桃李滿園、著作等身的山東大學教授馬瑞芳,品味她的“直,爽,又好玩”,傾聽她對人生的感悟與思考。
這一輩子被閑書“套牢”
在一次國際紅學會議上,一位紅學家引用王熙鳳的名言:“誰又是12個月生的?”然后振振有詞地說:就像太陽有日出日落,月亮有陰晴圓缺,哪個人不是母親十月懷胎、一朝分娩?
馬瑞芳站起來質疑說:“那可不盡然。為什么?因為我本人恰好是12個月出生的!”
1942年,馬瑞芳出生在山東青州一個回族名醫世家。祖父馬德甫是清代名醫。父親馬楚珍,既是名醫,又是無黨派愛國人士,建國前后為黨做了大量統戰工作。
沒料到,馬瑞芳這條小命卻差點丟在父親手里。
母親懷上她時,馬家不久前剛出生了一個孩子。父親斷然決定:中藥墮胎!
幾帖藥下去,尷尬的局面出現了:胎兒不肯退出已占據的陣地,但3個月卻不見長大。父親束手無策,只好將難題交給他的老爹。
“寒裹胎?怎么?”祖父診過兒脈,疑惑不已,“你用了虎狼藥?”
父親只好老實交代:孩子多,太累……話沒說完,被祖父“咄”地一聲喝住,“螻蟻尚有生的權利,怎能在兒女身上傷天害理!”祖父明確診斷是女孩后,立即開出暖胎藥。
9個月后,馬瑞芳呱呱落地。
“直到40歲后,我才有使用冰箱的榮幸。豈不知我自己還是生命雛形時,父親竟以他的醫術在母親體內為我建了個冷藏箱,將我冷凍了3個月!”馬瑞芳樂呵呵地說著。
馬瑞芳的母親讀過私塾,對閑書(當時對“小說”的通稱)手不釋卷。母親出嫁時,諸般嫁妝齊全后,曾外祖父又讓人專門制作一個大楸木書箱,分成兩格,將詩詞小說盡排其內。
馬瑞芳的母親恪信“唯有讀書高”,無論男女,孩子都要入學讀書。1948年,馬瑞芳上學了。亂鬧亂跑亂瞧之中,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馬瑞芳發現了益都縣圖書館:路邊3間門面,十幾個書架插滿“閑書”,還有個擺小人書的閱覽桌。馬瑞芳立即拖不動腳了。
從此,一到放學后,她就鉆進了縣圖書館。“那時看《白毛女》和《呂梁英雄傳》,感動得熱淚滾滾,哪能想到幾十年后有幸跟賀敬之、馬烽這些前輩隨意聊天?看小說《西游記》總將章首的詩詞忽略不看,哪兒想到幾十年后會給外國留學生剖析這些詩詞的含義?”回首年少時,馬瑞芳頗為感嘆。
1965年,馬瑞芳從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母親把當年曾外祖父給她做的木書箱送給了女兒,裝了女兒的“閑書”。
“全家七兄妹,同走一條路上學,只有我一個人被縣圖書館的‘閑書’套牢,從此不能自拔,幾十年后自己居然也寫起了‘閑書’。”
學者最重要的品質是正直
大學畢業,馬瑞芳分配到中國醫學科學院血液病研究所搞宣傳。那時,一位名叫李志山的科研人員發明了一種止血粉,組織上派馬瑞芳前去采訪。她一出手,就是一篇《李志山勇攀科學高峰》的大文章。
此文發表后,被改寫成一篇內部參考資料,送到了黨中央。毛主席閱后作了批示。一時間,全國掀起學習勞模李志山的熱潮。年僅23歲的馬瑞芳出了名,立即被借調到衛生部。
當馬瑞芳嶄露頭角時,文革爆發,黑云壓頂。李志山被打倒,馬瑞芳被定性為黑筆桿子。批斗李志山時,年輕的馬瑞芳也被揪上了臺。
造反派大喝,“馬瑞芳,你編造假典型,欺騙偉大領袖毛主席,罪該萬死!”
馬瑞芳雖然年輕,但腦瓜好使,立刻蹦出一句話來,“毛主席英明偉大,洞察一切,誰敢說他受騙上當,誰就是反革命!”
造反派傻了眼,不知該怎么對付,只好讓馬瑞芳“自行安排工作”,批斗不了了之。
回到原單位,馬瑞芳得知原來的黨委書記王磊被打倒,造反派都直呼他“狗王磊”。當時氣氛陰沉,本來一個院子里相熟的人都不敢和他說話。
馬瑞芳不理這一套。
兩個人一碰面,馬瑞芳打趣說:“狗大爺,您來了!”王磊也幽默了一把:“狗侄女,你好啊!”旁若無人,談笑風生。
“他被打倒,我是黑筆桿子,半斤對八兩,我怕誰?”至今,提起這段經典的問候語,馬瑞芳還會笑得直不起腰來。
她深知,在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里,知識分子之間的惺惺相惜,只有用這樣的黑色幽默,才能苦中作樂,等待光明。
文革中,馬瑞芳還聽到了山東大學老校長的遭遇。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成仿吾校長在山大學生眼中,比萬噸巨輪上小水兵眼中的艦長還神秘。師生們尊敬地稱呼他“成老”。
在文革中的一次批斗會上,耿直倔強的老校長和沖鋒陷陣的小將發生了搏斗。小將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標語貼在成老胸前,被他一把扯掉;按他“低頭認罪”,他昂首挺胸;小將怒發沖冠,讀詩詞以壯聲威:“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能!”
被扭作“噴氣式”的成老,奮力抬頭,高聲斷喝:“那個字不念‘能’,那個字念‘羆’(Pí,編者按)!”
掌聲四起,旁觀的師生潸然淚下。
“兩次批斗中,他竟然都糾正了這個字的讀音。現在的人可能覺得很可笑,都把你打倒了,你還那么較真干嘛?但作為大學校長,他不能容忍學生念錯別字,哪怕在批斗自己時。這就是精神的閃光!”馬瑞芳回憶說。
從那時起,馬瑞芳開始關注知識分子的命運。文革一結束,馬瑞芳撰寫了一系列回憶老一代知識分子的散文,文壇稱之為“教授散文”。
“他們正直、善良、鐵骨錚錚。”在如今忙于追名逐利的社會里,馬瑞芳筆下的知識分子幾乎是快滅絕的“珍稀動物”。
“在您看來,一位學者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記者問道。
“正直,不說假話!”馬瑞芳不假思索地回答。
說得不對,我就要拍案而起
“我老做一些不合時宜的事,就像市場上那些最不受歡迎的貨物,‘論堆賣’了。”馬瑞芳甩出一句自嘲,令人噴飯。
前輩的耿直影響了馬瑞芳,她習慣了直話直說,不吐不快。
有一回,有關部門來學校檢查。一位官員說,學校配給教師每人一臺手提電腦,這不合適,可以幾個人合用一臺嘛。
校領導不敢說什么,其他學科帶頭人也沒吭聲。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導馬瑞芳一個人站出來,當著這位官員的面說:“你講得不對!現在,手提電腦就像手機一樣,對每個老師來說都是必備的。說個笑話,要是我在共用的一臺手提電腦上寫了一篇文章,被其他的老師拿去發表了,這算誰的?”
頓時,語驚四座。那位官員說,那這就算了。
接著,又一個官員指出,一個老師配一臺打印機也沒必要,稿子寫完后到教研室去打印不行嗎?
這回還是沒人敢吭聲。
又是馬瑞芳站出來說話了:“這你講得又不對了。我離學校遠,坐車要半個小時,騎自行車要45分鐘,但這還算近的。其他老師有的一趟要走一個多小時。為了打印一篇文章,難道讓老師們來回花上3個小時嗎?”
話畢,官員再次折服。
散會后,老師們沖著馬瑞芳說,“馬老師,徹底服了,您膽兒真大啊!”馬瑞芳笑著說:“說得不對,我就要拍案而起。”
在面對一些關乎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問題上,馬瑞芳更是一點也不含糊。
改革開放之初,馬瑞芳在中文系帶一批外國留學生。那時候,談論到某些問題時還比較敏感。在課堂上,馬瑞芳經常會碰到一些給她出難題的學生。
有一回上課討論豬八戒的形象。有人認為他代表中國農民,有人認為他代表市民。這時,一個英國留學生站起來說:“馬老師,我認為豬八戒代表了中國的一些領導干部。”
馬瑞芳腦子一轉,反駁道:“你講得不對!你看過十里長街送總理嗎?大家眼含熱淚在冷風中送別人民的好總理,他才是中國領導干部的代表。”
這個留學生沒有吭聲。后來他在課間發出了一句感嘆,“馬老師,我不忍心反駁你,周恩來不僅屬于中國,他還屬于全世界!”
這個故事被馬瑞芳寫進了一篇散文,先在天津《散文》月刊發表,后來香港的報紙轉載時,題目改成了《周恩來屬于全世界》,在周總理逝世紀念日發表。
“一方面我要教給他們中國古代文學的基本知識,另一方面我還要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那是對你的考驗,你如果不吭氣,他就會張牙舞爪。但是我迎著上,就能把你駁得體無完膚。這是一個學者在國家利益可能受損時應該采取的態度。”
老老實實承認我錯了,天塌不下來
上《百家講壇》時,易中天評價馬瑞芳:“交往多了,她給我提意見,我也給她提意見。她覺得對,就馬上接受。這就是爽!”
1980年,馬瑞芳開始研究蒲松齡。當時山大成立了蒲松齡研究室。研究室主任、馬瑞芳的老師袁世碩教授交給她一個任務———人民文學出版社約寫一本《蒲松齡評傳》。
“那時真用功,5年里做了上萬張卡片。”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馬瑞芳發表了國內學界第一部《蒲松齡評傳》。當這本書受到學界泰斗程千帆和大散文家劉白羽的青睞時,馬瑞芳感到有點飄飄然了。
8年后,在《蒲松齡研究》雜志上,一篇題為《〈蒲松齡評傳〉指謬》的文章,毫不客氣地指出馬瑞芳著作中的錯誤。上來就是一二三四,這兒錯了,那兒錯了。
馬瑞芳剛看了個開頭,就上來一肚子火。但她再仔細看下去,咦,有道理,好幾個地方都說得很正確。馬瑞芳的頭上冒出了冷汗,她拿出了自己的書,把出錯的地方標出來,提醒自己改寫過來。
“老老實實地承認我錯了,天塌不下來!反而可能迎來自己學術研究的新陳代謝。”后來,馬瑞芳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找到了寫批評文章的楊海儒先生,當面感謝。
有人好奇,馬瑞芳研究了二十多年的蒲松齡和聊齋,個性會不會受到蒲松齡影響?
“非也!我一開始,越研究越喜歡他,后來越來越不喜歡他。”
“為什么?”
“我不喜歡蒲松齡身上的酸腐氣,老想不開。50年如一日就為了考取舉人功名,還模擬給皇帝寫了那么多奏表。他筆下那些美麗的愛情最后為了什么?還不是為了傳宗接代?”
馬瑞芳的個性與蒲松齡截然相反。
1992年,馬瑞芳隨著中國作協到新疆采風,此前她還在為自己卡在副教授“扶正”的事情上不高興。理由據說是因為“年輕”。自從聽到了維吾爾族朋友說的“副傷寒”的故事后,馬瑞芳豁然開朗。
這是“文革”后幽默的維族朋友編的一個故事———
一個維族人得了病,上醫院去看。醫生診斷他為“副傷寒”。診斷書一下,這個維族朋友火了:“我們嘛,革委會主任,副的;得了個傷寒病嘛,還是副的。把正傷寒,給寫上嘛!”
當時,負責接待馬瑞芳的一位糧油店經理叫艾買提,馬瑞芳開玩笑說:“艾買提,你這個糧油商店經理,當然也是個副的了?”
艾買提一愣,馬上開懷大笑,不僅不以為忤,反而親切異常,說:“一點不錯,我這個經理也是副的!”
聽到這句話,50歲的馬瑞芳突然悟到了什么。“灑脫一點,只管前行!管他什么正的副的、親的疏的!只要無愧于心就行!” 就是在新疆,馬瑞芳拿定了回校后的“大政方針”:做自己樂意做、能夠做的事。
回校以后,馬瑞芳立即著手撰寫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藍眼睛黑眼睛》。一年之后,40多萬字的小說問世,引起轟動,各地報紙爭相轉載,還獲得了全國優秀長篇小說大獎。
接著,馬瑞芳繼續一邊搞教學,一邊搞創作,每3年一部長篇小說,在1996年和1999年又出版了兩部長篇小說《天眼》和《感受四季》。10年里,三部小說,三種視角,三種境界,150多萬字,百余位人物形象。手指,寫出了腱鞘炎;知天命之年,學會了用電腦。作品出來了,正教授職稱也自然而然評上了。
現在的馬瑞芳,是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兼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紅樓夢學會常務理事、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兼散文創作委員會主任、山東省人大常委等社會職務。
“好像很多事情,你越是不去刻意追求,它越是會來。”馬瑞芳爽朗大笑起來。
沒心沒肺,沒大沒小,成天偷著樂
從采訪開始,馬瑞芳總是會說著說著就笑起來,笑得一屋子陽光燦爛。
本以為這位耕耘四十多年,研究領域從《聊齋》跨越到《紅樓夢》,桃李滿園、著作等身的學者,一定是一位不茍言笑的老太太。但聽她對《百家講壇》其中幾位主講人的評點,詼諧幽默,妙趣橫生,讓人笑破肚皮。
《百家講壇》里,綽號滿天飛。“易大佬”易中天,“小妮子”于丹,“老笨”王立群,“老爺子”閻崇年……幾乎所有的“壇主”都逃不過馬瑞芳這張嘴。
于丹說,《百家講壇》的主講人之間關系這么融洽默契,很大程度因為有馬老師,她是大家的“性情樞紐”。“我們都學著她說著那不靠譜的話,叫著綽號,特開心。她一到北京,大家就嗷嗷叫要聚會請客。”
脫下了學者的職業裝,說出了學者的真性情,馬瑞芳將教授們的內心、為人、生活一起亮了出來。
“易中天的個性,更接近在新疆獨子山山坡上,拖著像易陽陽(易中天的愛犬,編者按)一樣漂亮長尾巴的旱獺,在藍天白云下,在茵茵綠草上,自由自在,跑來跑去。”
“于丹,蒲松齡筆下那些最優美的女性———聰慧美麗,處變不驚,與人為善,口才出眾的狐貍精。”
“王立群,一個賬目永遠扯羅不清的賬房先生,一個艱苦奮斗的典型。”
……
《百家講壇:這張“魔鬼的床”》出來后,易中天一個電話打來:“姐啊,這張魔鬼的床真是好看!”
“我就是個沒心沒肺,成天偷著樂的人。”馬瑞芳笑呵呵說。
女兒留學,馬瑞芳送行,一路嘻嘻哈哈。到了機場,一聲“再見”,大手一揮,馬瑞芳就這么把女兒送走了。
女兒到了荷蘭抱怨說,“媽媽真不像話,和我一塊來的一個同學的婆婆都哭得一塌糊涂,你還是我親媽媽哩。”
馬瑞芳揶揄道:“你到歐洲留學是去奔錦繡前程了,狗笨(馬瑞芳家的寵物狗)丟了就成流浪狗了。”
在家,兒女直呼她“胖媽”,孫子喊她“奶胖”,沒大沒小。
今年8月15日的上海書展前夕,女兒在臨行前問馬瑞芳,“胖媽,要是你的書沒人買怎么辦?”馬瑞芳笑嘻嘻說,“那我就夾著我的胖尾巴灰溜溜地回來呀!”
“沒想到上海的讀者這么友好。”書展上,僅簽售一小時,馬瑞芳的手腕就抬不起來了。
馬瑞芳到深圳去講課,上完課就跑到音像城。一到那,挑了一大筐正版碟片,《福爾摩斯偵探案》、《克里斯蒂斷案》、美國的《24小時》……前一陣子網上熱播《越獄》,馬瑞芳也跟著兒子擠一塊看,每天盯著問,“下載了沒有?下載了沒有?”國產電視連續劇里,她最喜歡看《亮劍》,“我覺得日子就要這么過!”
每逢長假,有人找上門請馬瑞芳講課。馬瑞芳說:“不去。第一,我不缺錢;第二,我缺時間。”
“一個人需要多少錢?又能花掉多少錢?”馬瑞芳和她家“領導”,一位是古代文學博導,一位是現當代文學博導,一頓飯,幾張薄餅,夾著韭菜,就這么吃。
“那您都把時間花在哪兒?”
“我寧可拿來看偵探小說。”老太太眼睛眨巴眨巴,頑童一般調皮,“這多好玩。要我去講那重復了幾百遍的話,還不如去看我喜歡的小說和電影。”
辛勤耕耘四十年,今年65歲的馬瑞芳準備卸甲歸田。
“我哪兒也不想留。趁著自己還能爬得動,我要到處玩玩。”
真是一個“直,爽,又好玩”的馬老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