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大將是開國將帥中一位極富傳奇色彩的名將。他在黃埔軍校時是“黃埔三杰”之一，國民黨黃埔系將領也對他敬重三分；他救過蔣介石一命，蔣介石卻想要他的命。他在上海中央特種情報科深入虎穴，南昌起義、反“圍剿”、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法援越、抗美援朝常出奇兵制敵，創辦哈軍工、協力創建“兩彈”為國防現代化殫精竭慮，功勛累累而不自居；他對事業的忠貞、出眾的才能、透明的人格、豪爽的個性，深受上下稱道。畢生雖僅58年，豐富的人生一部厚厚的《陳賡傳》也只能敘其概要。

　　“中國最好的一個旅”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陳賡任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旅長。抗日戰爭中，三八六旅在陳賡率領下，成長為一支屢屢重創日軍的八路軍主力。

　　三八六旅10月7日渡過黃河進入山西。陳賡接命令趕到太原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告訴他，娘子關告急，你率三八六旅依托太行山，配合正面防御的國民黨軍隊，側擊自娘子關西進之敵。三八六旅在半個月內進行了大小戰斗26次。

　　陳賡初戰日軍，是10月21日夜襲長生口、蔡家嶺之敵，日軍大震，暫停正面進攻，整頓后方及運輸線，解除了娘子關重要陣地舊關的國民黨部隊之危。

　　陳賡根據情報判斷，敵人正面進展不順，因而企圖從測魚鎮經七亙村等地，迂回進攻國民黨軍隊陣地的側后。陳賡在察看地形后，料定敵人必經七亙村，10月26日和28日指揮七七二團兩次在此伏擊敵人，打亂了日軍作戰部署，使娘子關附近被包圍的數千國民黨軍脫險。七七二團繳獲大批戰利品，大部分人換成了日本裝備，扛起三八式步槍，還繳獲了向國民黨當局要不到的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對七亙村連續伏擊嘆為奇跡，認為這是“兵家所忌”的一次大膽巧妙用兵。他多次對人說：“還是八路軍的機動靈活戰術好。”

　　在八路軍訪問的美國大使館參贊卡爾遜，1938年1月來到三八六旅，陳賡同他進行了長談。卡爾遜贊揚三八六旅卓越的戰略戰術及善于聯系群眾“是世界上所僅見”，“三八六旅是中國最好的一個旅”。

　　不久，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等來到三八六旅，商討在日軍重要運輸線邯長公路的作戰計劃。日軍在沿線城鎮都派有重兵把守，只有公路中段跨越太行山脈，給八路軍留下了作戰的空隙。劉伯承命令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團佯攻黎城縣城，引誘潞城縣敵軍來援，三八六旅在中途設伏，給以殲滅性打擊。

　　潞城的日軍兵力已經增加到3000多人。陳賡望著墻上掛的軍用地圖說：“我們的兵力少，饅頭太大，要沒個好地方打仗，是吃不掉它的。”大家圍在地圖前議論紛紛，不約而同指著神頭嶺。從地圖上看，那里有一條深溝，公路從溝底通過，整個邯長公路線上再沒有比這更理想的伏擊地點了。陳賡思忖了一下問：“神頭嶺的地形誰去看過？”會場沉默。陳賡笑了：“這不是紙上談兵嗎？咱們先去看看地形吧。”

　　大家實地一看，吃了一驚：公路不是在山溝里，而是在神頭嶺山梁上，路兩邊光禿禿的，沒有林木、巖石等隱蔽物，只有一些破舊工事。陳賡卻揮手笑呵呵地說：“走，回去討論！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肉還怕找不到殺豬的地方？”

　　神頭嶺當然不能打了，大家七嘴八舌得不出個結論。陳賡指著地圖說：“我看，這一仗還是在神頭嶺打好。”大家都瞪眼望著陳賡。陳賡說：“不要一說伏擊就想到深溝陡崖，天底下哪有那么多深溝陡崖？”他分析，一般講，那里打伏擊的確不太理想，因而敵人必然麻痹，能出其不意；那些眼皮底下的舊工事，敵人早已司空見慣，如果部隊隱蔽在那里，切實偽裝好，是很難發覺的；山梁狹窄，兵力確實不易展開，但敵人更難展開。陳賡把手杖往兩張桌子上一架，問：“在獨木橋上打架，對誰有利呢？”

　　“誰先下手誰占便宜。”

　　“對呀！只要我們做到突然、勇猛，這不利的條件，就只對敵人不利而對我們有利了。”陳賡又叫七七二團抽一個連，繞到潞城背后去打敵人。

　　3月15日夜晚，部隊進入伏擊陣地。陳賡到各團督促大家搞好偽裝，直至凌晨，黎城方面“釣魚”襲擊的槍炮聲隱隱傳來，才拄著手仗，拖著負過重傷的雙腿一瘸一拐離開陣地。

　　駐潞城日軍第十六師團下元兵團粕谷部隊的精銳和第一○八師團屜尾部隊派出步兵、騎兵1500余人及騾馬1000余匹和部分車輛，前往增援黎城連帶運送給養。正是陳賡派出去的那個連，在潞城背后“噼噼啪啪”一打，敵人害怕八路軍乘虛攻城，只出來了一半。

　　日軍隊伍兩頭是步兵、騎兵，中間是大車隊，拉得幾里長。先頭部隊到達神頭村后，突然停下來，出來30多個騎馬的搜索隊，沿著一條小路朝八路軍陣地走來。眼看馬蹄就要踩到頭上了，大家心都快跳到嗓子眼。正如陳賡所料，敵人只注意了溝對面的申家山。日軍覺得自己這樣大的兵力，八路軍根本不敢惹，見申家山沒有動靜，便大搖大擺爬上神頭嶺。

　　待日軍后衛部隊也鉆進了伏擊圈時，陳賡一聲令下，霎時間，平靜的山梁變成了一座火海，成百上千顆手榴彈驀地在敵人的頭上和腳下齊聲爆炸，橫飛的彈片，閃閃的火光，連同滾騰的硝煙與塵土，一下子把長長的日軍隊伍和公路都吞沒了。“沖呀！殺呀！”戰士們大喊著從工事里、草叢中飛奔出來，沖進敵群，用刺刀、大刀、長矛奮勇拼殺。在這個“獨木橋”上短兵相接的戰斗中，紅纓槍顯出了它特有的威力，到處可見槍尖白光閃爍，槍頭紅纓飛舞。

　　日本兵全被打懵了，不知道哪里來的這么多八路軍，許多人還沒弄清方向就被打死打傷，剩下的企圖組織抵抗，但在這狹窄的地形上，根本排不成戰斗隊形。

　　槍聲停息，公路上全是日軍尸體。陳賡拿起繳獲的照相機說：“我們可以拍些照片，給報紙、雜志發表，讓全中國、全世界知道，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下場！”

　　戰斗在下午4時結束。整個神頭嶺伏擊戰(含第七六九團對黎城的襲擊戰)，共斃傷敵人1500多名，俘獲10余名，俘獲騾馬300余匹及其他軍用物品。黃昏，三八六旅撤離神頭嶺，敵人并未發覺。第二天潞城敵人前來增援，先是飛機炸，繼而大炮轟，把神頭嶺上的死人死馬和爛武器炸得一塌糊涂。

　　很久以后，陳賡提起這次戰斗，還非常高興地說：“那次部隊的確隱蔽得很好，事先連老百姓都沒有發覺。”

　　三八六旅越戰越勇。4月15日，在粉碎日軍35000多人的9路圍攻中，陳賡奉命沿濁漳河兩岸平行追擊敵一個聯隊時，在長樂村白草仙附近，不待后續部隊趕到，即不失時機地命令七七二團、七七一團相對突擊，將敵截為兩段，日軍人馬輜重累積河灘，死傷達千余人。下午三時，敵人增援步兵約三個聯隊、炮兵一個大隊、騎兵數百，向七七二團主陣地實行反突擊，被我有組織的火力殺傷。七七二團十連同十倍于自己的鬼子浴血激戰，最后全都壯烈犧牲，而駐扎在大道旁高地上的國民黨第三軍卻按兵不動。為避免過大傷亡，尋敵弱點再擊起見，陳賡命部隊主動撤退。

　　長樂村一仗，共斃傷俘日軍2200余人，各路進攻的敵人聞風喪膽。捷報迅速傳遍全國。在八路軍各部及友軍的打擊下，長治周圍各縣城相繼收復，日軍師團司令部放棄長治，從此，以太行山為依托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基本形成。

　　1940年1月，陳賡率三八六旅進入太岳區，與薄一波的決死一縱隊，擊退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對岳北的進犯，粉碎了日軍的多次圍攻，包括1941年9月日軍3萬兵力的“鐵壁大合圍”，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1941年，陳賡被任命為太岳縱隊兼太岳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

　　太岳腹心地區的沁源縣城，已被太岳區軍民建成繁榮的中心市鎮。1942年，日軍秋季“掃蕩”后，占領了沁源縣城，修碉堡，建據點，準備搞“山岳剿共實驗區”，以達到中心突破，向外逐步蠶食根據地的目的。陳賡和薄一波商量，集中兵力強攻肯定可以奪回沁源，但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還會得而復失，不如揚長避短，廣泛發動群眾，對沁源敵人進行持久圍困戰。沁源縣是老根據地，群眾積極響應，空室清野，15000多人離家走進山區，開荒種糧。參加圍困的軍民響應“一天殺一個鬼子”的號召，伏擊敵人運輸隊，對進村敵人開展地雷戰，斷敵水源糧源。沁源縣城遠遠望去如同一座死城。日軍被圍困整整30個月，1945年4月11日，不得不逃出沁源。

　　斗智軍調組

　　1946年3月21日，陳賡到達太原接任軍事調處執行部太原執行小組中共代表。3月初，閻錫山派出閻、日軍3萬余人，在白晉鐵路沿線向解放區大舉進犯，還讓日軍旅團長指揮作戰。八路軍繳獲了日、閻的聯合作戰命令，揭露他們勾結日軍挑動內戰，閻錫山卻矢口否認，還叫御用報刊造謠“增援之共軍中，有武裝之日人300余參加作戰”等。

　　為了查明真相，經陳賡提議，3月23日，太原執行小組乘火車來到白晉鐵路北段祁縣境內的來遠鎮。閻軍懼怕執行小組實地勘察，連夜埋了地雷，企圖恐嚇阻止。執行小組才走出鎮子100米，就踏響了一顆地雷，炸傷3人，陳賡縱隊的作戰科長王蘭亭傷勢過重在醫院逝世，陳賡也險遭不測，引起一些人的恐慌。陳賡不怕恫嚇，拿著軍調部的旗幟，冒著彈火紛飛，到火線去制止閻、日軍向八路軍陣地的進攻。陳賡在閻軍炮兵陣地上抓住一個日本兵，舉起相機就對準他“咔嚓、咔嚓”按了幾下快門，然后把這個嚇得失魂落魄的鬼子兵帶回來遠鎮，作為閻軍留用日軍進攻八路軍的證據。后來提起這件事，他哈哈大笑：“其實我的相機里沒裝膠卷。”

　　經過陳賡的堅決斗爭，終于制止了閻、日軍的進攻。執行小組回到太原后，4月1日太原各報發表的《太原小組答中央社記者》新聞稿里，被迫承認閻錫山利用日軍攻打八路軍的事實，說“中共代表要求繳本區日本人之武裝……本區日俘在4日內將可完全集中于太谷縣”。

　　“他是黃埔老大哥”

　　陳賡的智謀為國民黨軍隊黃埔系將領所熟知。解放戰爭中，他們與陳賡交手時，常告誡部下要小心，但仍難免成為陳賡手下敗將。

　　1946年6月底，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全面進攻。太岳解放區處于華北前哨，是國民黨軍隊全面進攻的戰略方向之一。7月，國民黨軍隊以胡宗南的6個旅與閻錫山部，共7萬余人大舉進攻，企圖一個月內打通同蒲鐵路，聚殲解放軍主力。

　　陳賡率改編后的第四縱隊擔負了戰略性的重要任務，既要阻止胡宗南打通同蒲鐵路，又要保衛太岳、太行根據地，還要保衛陜甘寧邊區東側的安全，中共中央決定，第四縱隊歸中央軍委直接指揮。

　　蔣介石的愛將胡宗南，是陳賡黃埔軍校一期的老同學。那時陳賡是“青年軍人聯合會”領導人之一，胡宗南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頭頭，在政治上勢不兩立。兩人在戰場上也多次交過手，1932年在大別山，1934年在陜甘寧邊區的山城堡，胡宗南部隊都受到不小打擊。如今胡宗南不僅部隊眾多，而且全部美械裝備。

　　7月10日，胡宗南先頭部隊兩個旅深入解放區70多公里，態度驕橫，部隊分散，被陳賡得知，以兩次夜戰、近戰就吃掉一個旅。胡宗南吃了虧立即改變戰術，急令各旅收縮，白天并肩前進，夜晚猬集宿營，構筑工事，加強警戒……陳賡一時扯不散這股敵軍，就留下一個旅與胡部周旋，率第四縱隊主力隱蔽繞道北上300里，殲擊同蒲鐵路線上的閻錫山部隊。

　　胡宗南飛到運城召集軍事會議，決定增調他所謂的“天下第一旅”等精銳部隊，沿同蒲線北上，要求閻錫山的第三十四軍南下，以15個師(旅)約十萬之眾南北夾擊陳賡部隊。

　　第一旅是蔣介石的王牌部隊，旅長黃正誠是中將，整編前為第一師，第一任師長就是胡宗南。陳賡從敵電臺和報話機密語中判斷出第一旅行蹤，該旅從臨汾跟上來準備在臨浮公路中段駐防，策應占領浮山的敵2個旅。這是難得的殲敵良機。22日，陳賡指揮3個旅沿公路中段一字擺開，趁敵軍還未宿營構筑防御工事就打。當夜就向第一旅第二團發起攻擊。第二天拂曉，又與黃正誠率領的第一團接上火，黃昏時趁他們剛進村架鍋做飯就沖了進去。23日午夜剛過，就全殲敵第二團；24日天亮前，第一團也被消滅，俘虜黃正誠。

　　黃正誠不服氣，“你們違反戰術法則，我們的炮火還沒展開，你們就偷偷摸進來；你們的大炮在10米內使用，也違反射擊教程；你們采取夜襲，這種打法不正規……”殊不知，近戰夜戰、火炮抵近射擊、不等敵人火力展開就猛打猛沖，正是陳賡戰勝優勢裝備敵軍的法寶。黃正誠起先見了穿粗布軍裝的解放軍還要擺擺架子，可是一聽到司令員是陳賡時，立刻恭敬地說：“他是我們黃埔軍校有名的老大哥，我很尊重他。”陳賡開導了他一番，指出他們是不義之師必敗。他開始若有所思：“老大哥言之有理，啟我茅塞，請容我三思。”

　　1948年3月，陳賡部隊和陳士渠、唐亮兵團攻克堅固設防的洛陽，全殲蔣經國一手培養控制的“御林軍”青年軍第二○六師，俘虜黃埔軍校第五期學生、蔣介石的寵將、師長邱行湘。邱行湘自稱出身貧農，陳賡狠狠教訓他做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兇。

　　黃維也是黃埔一期同學。淮海戰役中，黃維兵團在雙堆集攻堅戰中被殲滅18個團，其中被陳賡指揮的兩個縱隊殲滅了13個團。黃維兵團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是黃埔軍校第三期，陳賡叫人帶去親筆信還想勸說他，他仍猶豫不決，這時總攻開始了，他在逃跑中被擊斃。

　　全國解放后，許多黃埔出身的原國民黨起義將領、被俘獲釋的黃埔系軍官、流落社會的原黃埔軍人，經常前來找陳賡敘舊，或者帶著一些個人難以解決的問題向他求助；黨和政府有關部門，也常請他出面接待這些朋友。雖然陳賡工作繁忙，以后又重病在身，但他總是熱情接待，從不推辭。

　　牽“牛”伏牛山

　　1947年夏，解放軍一年來已殲敵百萬，蔣介石被迫從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山東和陜北。毛澤東說“好得很那，蔣介石這兩個拳頭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來了”。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決策下，決定組成陳謝集團，與陳粟大軍，劉鄧大軍互相配合，在中原大地上向敵人展開大規模進攻。

　　陳謝集團由第四縱隊、新組建的第九縱隊和起義的第三十八軍組成，共8個旅加2個師8萬余人，陳賡為前委書記、謝富治為副書記。陳謝集團1947年8月23日突破黃河，到12月，南進千里，先后在隴海西線、洛陽外圍、伏牛東麓、豫南鄂北、平漢南段五戰五捷，5個月間，總計殲滅國民黨正規軍及地方部隊和土頑5.6萬余人，解放縣城36座、人口近千萬，創建豫陜鄂根據地，解放區東西寬600余里、南北長千余里，與蘇魯豫皖和鄂豫皖兩大解放區連成一片。

　　蔣介石急令從陜北戰場和圍攻大別山劉鄧大軍的部隊中抽調軍隊，數次企圖夾擊陳賡部隊均未成。陳賡部隊南下時，國民黨李鐵軍第五兵團尾追南下，想與陳賡決戰。李鐵軍與陳賡也是黃埔軍校一期同窗，所以在指揮追擊時，在自己司令部提到陳賡時還一直尊稱“陳大哥”。他為人狡黠、用兵謹慎，7個旅猬集一團，一動全動，一停全停，不給陳賡留什么空子。當時陳賡能調動的作戰兵力不過5個旅，但不殲滅這股敵人又休想在豫西立足。

　　11月8日，陳賡召開前委擴大會議，對打不打李鐵軍兵團，會上爭論激烈。最后，陳賡提出“牽牛進山”，扯散它、消耗它，主力隱蔽，時機成熟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偽裝主力引誘李鐵軍兵團進伏牛山的任務就交給第四縱隊十三旅和第九縱隊二十五旅。

　　“牽牛”部隊沿途故意大造聲勢，多路行進，大路小路都是喧嚷的部隊，夸大部隊番號，進村用粉筆多號房子，多造行軍灶，弄得滿村煙霧彌漫……老鄉們第二天就傳開來了很多老八路。可是老謀深算的李鐵軍并未輕信，而是繼續偵察陳賡的主力究竟在哪兒。十三旅旅長陳康急了，發急報向陳賡請示，陳賡回電“繼續南進，攻打鎮平”。11月16日，陳康率部包圍鎮平，把全旅僅有的幾門山炮和所有的各種火炮集中起來，一齊急襲，激烈的槍聲密得像爆竹，鎮平剎時陷入硝煙與火焰交織的火海中，城里敵人聲嘶力竭向李鐵軍求援：“共軍主力正在攻城，幾百門大炮轟擊猛烈……”李鐵軍再也沉不住氣了，率主力整編第三師急忙趕來。肥“牛”終于“牽”上了。第十三旅又攻打內鄉縣給“牛”看，在魚關口再設伏狠揍他一頓，李鐵軍反而深信不疑追上了陳賡主力，山路崎嶇，他竟然丟掉輜重，扔下大炮，帶著輕裝部隊拼著老命向深山追去。

　　陳賡主力部隊卻在伏牛山東麓的平原地區展開了攻勢。指揮33個旅圍攻大別山的白崇禧這才恍然大悟，陳賡主力不在伏牛山里，不得不抽兵回援。筋疲力盡的李鐵軍也調頭回馳平漢路，部隊受凍挨餓，士氣低落，軍心渙散。陳賡要把拖瘦的“牛”趕到預定“屠場”。李鐵軍趕到鐵路附近，接觸到陳賡第十一旅的一個連隊就以為咬住了大部隊，陳賡將計就計，令十一旅節節抗退，“牽”著他北上。李鐵軍求功心切，竟催促整編第三師孤軍深入，12月26日被陳賡部隊和華東野戰軍合圍全殲。李鐵軍只身逃跑之前，對天長嘆：“我半世英名，被陳大哥毀于一旦了。”

　　為“兩彈”事業開道

　　從1952年6月，中共中央從抗美援朝戰場上調陳賡回國，創辦我國第一所高等軍事工程技術院校——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起，陳賡就為國防科技現代化發展殫精竭慮。

　　1954年10月，陳賡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仍兼哈軍工院長。9月10日，他隨彭德懷和劉伯承率領的中國軍事代表團赴蘇參觀有原子彈爆炸的實兵對抗演習。演習總結會上，蘇聯國防部長布爾加寧送給彭德懷一把飛行員投放原子彈的金鑰匙，大家爭相傳看，陳賡看了一眼說：“光給把鑰匙，不給原子彈有啥用！”彭德懷立即說：“你是軍事工程學院的院長，你可以組織研制嘛！咱們還是自己干吧！”

　　陳賡參觀回國后，就考慮哈軍工要著手培養研制導彈、原子彈的人才。他深知國內這方面人才奇缺，曾向周恩來等領導人建議，要爭取留美的中國科學家和學生，如錢學森等回國效力。

　　1955年10月，錢學森回到祖國。陳賡知道后，立即向彭德懷建議，哈軍工有懂航空、火箭的專家，也有教學儀器和設備，最好請錢學森去參觀一下，再聽聽他對中國研制火箭的意見。此議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支持。哈軍工當時是軍事保密單位，地方上也只有省委委員以上才能參觀。錢學森到哈爾濱參觀東北工業的第二天，陳賡大清早就乘專機趕到哈軍工，親自全程接待錢學森，并在歡迎辭中說：“對于錢先生來說，我們沒有什么密要保的。”這使錢學森很感動。

　　陳賡看到錢學森對小火箭試驗臺很感興趣，就試探地問：“錢先生，您看我們能不能自己造出火箭來？”

　　錢學森很有信心地說：“有什么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我們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

　　陳賡興奮地握住錢學森的手說：“錢先生，您說得真好！我就要您這句話。”

　　后來錢學森回憶說：“我回國搞導彈，第一個跟我說這事的是陳賡大將。”

　　自此，陳賡開始為研制導彈積極奔走。他立即飛回北京，向彭德懷匯報了錢學森的信心和看法，說得很激動。陳賡又多次和錢學森討論導彈問題，不久陪同錢學森到北京醫院與彭德懷討論研制導彈需要的人力、物力、設備條件和時間。

　　1956年2月初，一個周末的下午，葉劍英會見并宴請錢學森夫婦，陳賡也應邀共進晚餐。席間談話的主題還是導彈，三人越談興趣越濃，心情越加迫切。飯菜擺好，陳賡突然說：“今天是星期六，周總理晚上一定在三座門跳舞，吃了飯我們就去找他，請總理親自抓。”

　　飯后，三人驅車來到三座門，周總理果然在。一曲剛終，葉劍英就急步走向周總理，匯報剛才談到的想法。周總理認真聽著，頻頻點頭，臉上露出微笑道：“好啊！”說完，走過去握住錢學森的手說：“學森同志，剛才葉帥向我談了你們的想法，我完全贊同。現在交給你一個任務，請你盡快把你的想法，寫成一個書面意見。包括如何組建機構，調配人力，需要些什么條件等等，以便提交中央和軍委討論。”錢學森盡力抑制內心的起伏，只說了兩個字“好的”。這就是錢學森《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的由來。

　　意見書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1956年3月14日，周總理主持中央軍委會議，決定組建導彈航空科學研究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直屬國防部，爾后任命聶榮臻為主任，錢學森等為委員；不久，中央軍委又決定，由航委負責，組建導彈管理局(國防部五局)和導彈研究院(國防部五院，錢學森為院長)。

　　國防部五院成立后，中國導彈事業正式起步。當時需要解決的最大難題，一是技術力量不足，二是爭取蘇聯技術援助以少走彎路。陳賡為調配五院的技術力量問題，如同幾年前創辦哈軍工那樣，傾注了大量心血。中國政府請蘇聯政府對中國研制現代武器提供技術援助一事，經過整整一年半的商談，也終于有了松動。

　　1957年9至10月，聶榮臻副總理率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赴蘇談判，簽訂《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時，向中央建議，由陳賡和主管原子能方面的宋任窮為副團長，錢學森等為科學顧問。有關原子能、導彈、作戰飛機等技術的《協定》簽訂后，陳賡非常高興，拉上劉杰一起去看望中國留學生。他們對留學生們說：“好好學習，把在蘇聯學到的東西變成自己的財富，將來報效祖國，把中國的火箭、導彈事業搞上去……”臺下的留學生們歡呼起來。

　　1958年5月至7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研究加強軍隊建設問題，毛澤東提出了研制、試驗核武器的任務。10月，航空工業委員會改組為國防科委，聶榮臻兼主任，陳賡為副主任。

　　這年秋，陳賡邀請核物理專家錢三強到三座門軍委會議室。陳賡說，導彈的事落實了，現在究竟能不能研制原子彈？時間能不能再提早一點？錢三強說：“我們的科技力量還是有的，關鍵是核反應堆的問題還卡著脖子。”陳賡問：“咱們不是有了反應堆嗎？”錢三強答：“那個研究型的反應堆不能搞，要搞濃縮鈾的。”陳賡在了解情況后，向中央有關領導人反映，采取措施抓緊濃縮鈾工廠的建設和擴散廠技術骨干的培養。

　　陳賡辦事向來快刀斬亂麻，走一步看兩步，他已經在為“兩彈”研制做各方面的準備了。1958年2月，中央批準在內蒙古和甘肅境內建設綜合導彈試驗靶場，陳賡病中點將，建議讓二十兵團副司令員孫繼先到基地當司令員。1958年8月初，陳賡把三兵團參謀長張蘊鈺叫到家里，說：“叫你去搞原子彈靶場，這是我推薦的。好好搞，靶場建設好了交給別人，可以嗎？”張蘊鈺回答：“我服從命令。”張蘊鈺成為第一任核試驗基地司令員。1959年，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李覺回北京療養，陳賡去看望他，笑著對他說：“好好休養，過幾天部隊準備歡送你。”李覺一怔：“是不是要我改行？”陳賡笑而不答。李覺身體復原后，總干部部正式通知他轉業，核工業部長宋任窮對他說：“調你來是黨中央決定的，準備讓你搞原子彈。”

　　幾十年過去了，中國“兩彈一星”取得了輝煌成果。

　　“只有陳賡敢”

　　陳賡在政治運動中，總是想方設法保護知識分子。

　　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了“彭、黃”路線，哈軍工接到上面文件，讓學院停課搞“反右傾”運動。

　　因病在家休養的陳賡從北京打電話給學院黨委負責人劉居英，嚴肅而親切地說：“廬山會議批判彭、黃路線是黨內的事，可是咱們這個學校非燒到教授們不可。知識分子遇事愛發表意見。這次你就帶老教師們出去走上一個月，參觀學習各地方的‘大躍進’成就和先進經驗，他們有什么意見就出去和你邊走邊談吧。出了問題由我負責。”

　　劉居英立刻組織了高教六級以上近百名老教授組成參觀團，親自帶隊去吉林長春第一汽車廠、機床廠和長春電影制片廠等參觀、座談。不知不覺過了三個星期，劉居英給學院打電話，得知運動高潮已過去，教授參觀團才高興地返回學院。

　　開始有的教授還迷惑不解，甚至有人埋怨參觀活動時間太長，后來才知道陳賡的真實用意。教授們外出參觀沒有發表意見的機會，也就沒有一個被打成“右傾”分子。劉居英坦言：“這是陳賡院長讓我這樣干的。只有他敢這樣，我們不行，別人不敢。”

　　談起這事，劉居英回憶說：“陳賡是個很有個性的人。有一次，毛主席召見他。陳賡接到通知立即驅車直奔中南海。警衛不認識他，擋著就是不讓進，陳賡好話說盡也無效，一揮手讓司機打道回府。毛主席左等右等不見陳賡來，就讓人打電話問。陳賡說，我已經去了，中南海的警衛說什么也不讓我進去，我只好又回來了。毛主席知道后發了火，讓秘書立即去辦，以后陳賡到中南海，誰也不準攔。”

　　還有一件事，也足見陳賡的個性。一個炎熱的夏天，毛澤東在延安抗大作報告，忽見臺下最前排的陳賡抓耳撓腮，東張西望，然后整衣起立直奔主席臺。毛澤東一愣，奇怪地問：“陳賡同志，有何急事？”陳賡不語，伸手拿過臺上毛澤東的搪瓷杯，“咕咚咕咚”就喝下去。然后擦嘴、立正、敬禮，報告說：“天太熱，借主席一口水喝。現在沒事了。”全場頓時哄堂大笑，毛澤東也寬容地笑了。

　　(李茵編寫)

　　《陳賡傳》

　　《陳賡傳》編寫組 當代中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