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9日電 香港《文匯報》今日文章稱,眼下正是秋高氣爽時節,人們紛紛利用雙休日或節假日外出度假或旅游,致使“假日經濟”成為一個熱點話題,想來這與中華民族歷來注重文化消費的傳統有關。改革開放以來,國人的公休時間增多,除原有節假日外,又增設春節、勞動節、國慶節三大“黃金周”,加上每周的雙休日,現在我國全年法定節假日約有一百一十四天,而香港的節假日就更多了。
中國古代有沒有節假日?古人們是如何休假的?在好奇心驅使下,筆者利用這個雙休日翻箱倒柜查閱了一些古籍史料,終于找到關于古人放假制度的記載。
漢朝至隋朝,官員每五日放假一日,謂“休沐”,意即沐浴和休息。唐、宋時期實行“旬假”制度,即一旬(十天)休息一日,稱“旬假”。一年三十六旬,可休三十六天。除這些常規假日外,法定的節假日更加豐富:據宋史筆記《文昌雜錄》記載,元日(春節)、寒食、冬至各放假七日,類似今天的“黃金周”;天慶節、上元節、天圣節、夏至、先天節、中元節、下元節、立春、人日、中和節、清明、上巳、天祺節、立夏、端午、天貺節、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秋分、授衣、重陽、立冬等等也都放假,合計法定假日有七十四天,加上三十六天旬休日,共一百一十天,與今天的節假日總數非常相似。基于人倫血緣和宗法觀念,古代還有許多“人性化”假日:父母住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含旅程);在五百里外,則每隔五年有十五日的定省假。兒子行冠禮時有三天假期;兒女行婚禮時有九天假期。父母親去世,解官戴孝三年(軍職為一百天)。親戚去世,根據關系遠近設不等的假期。
元代規定全年只有十六天節慶假日,可能是因為元太祖鐵木真(成吉思汗)是游牧民族,與漢族的民俗截然不同的緣故吧?到了明、清兩代,“公務員”似乎更辛苦些,“旬假”制逐漸削減甚至取消,全年只保留三個假期,即春節、冬至及皇帝的生辰。在眾多大臣反對聲中,朝廷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在三個假日的基礎上增添了寒假,又將春節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長至一個月。不過朝廷規定,長假期間官員仍要不時到其官署處理必辦的公務,涉及司法的事務更是不能停止的。
唐朝詩人李商隱有首著名的《無題》詩:“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坐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從該詩的后兩句我們不難看出,當詩人沉浸于對昨夜良辰美景的回憶時,遠處傳來陣陣鼓聲,天要亮了,詩人又該上朝了。所謂“應官”指的便是應付官差。據記載,唐代以后官員們習慣于是上午或整天都在官署里,傍晚才回家。當然,對于京官而言,如果是朝會的日子,他們就要一大早先去上朝,然后才到自己的官署辦公。而地方上的主政官員與他們家眷大多住在一起,前面辦公、后面居家,所以衙門與官邸是一回事,放假與不放假也就無所謂了。但一般的幕僚們是沒有官邸的,甚至得離家別子住在官署里或租屋而住,節假日對于他們而言就顯得非常重要的了。
蘇軾曾在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為官,負責檔案管理和修訂歷史。蘇乃文章高手,十天就能輕松完成全月任務。但當時官府也實行“簽到制”,要求他早上簽到、晚上值班,這就讓他很不自由了。東坡就盼望“旬末”,一到這一天他就可以到處游逛。當時汴梁城規模宏大熱鬧非凡,是世界第一大都市。但再大的城市轉幾次也就夠了,何況文人的愛好不在城市而在名山大川,于是蘇東坡就向往著外出觀光旅游。幸好每年的春節、寒食和冬至都有長假,蘇軾就利用這些假期,到處游山玩水開闊眼界,他的許多佳作都是在旅游途中完成的。后來蘇軾調任杭州知府,上任時恰逢冬至黃金周,各大景區游人如織,他就選擇到人跡罕至的吉祥寺游覽,留下“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的名句。幾年后他又調黃州任職,節假日自然沒少光顧附近名勝古跡,有一年七月“鬼節”,人們都在家燒紙焚香,東坡卻獨自南下湖北,泛舟赤壁探古訪幽,所謂“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賦》),過了一個愉快的“黃金周”。 (馬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