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退休警官史育才一直珍藏著末代皇帝溥儀的遺孀李淑賢寄給他的最后一張賀年片。

　　李淑賢與史育才的交情始于40多年前。1962年4月30日，李淑賢與溥儀結了婚。這個日子是溥儀刻意選的，因為第二天就是“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對他來說，成為公民的主要標志，就是成為勞動者。

　　在全國政協(xié)機關院里住了一年多，李淑賢與溥儀搬到了西城區(qū)福綏境一所帶回廊的西式風格房子里居住。李淑賢家的管片民警是史育才，自從認識了溥儀夫婦后，史育才與這個特殊的家庭保持了30多年的聯(lián)系。

　　1965年初，溥儀因為尿血嚴重住進了人民醫(yī)院，接著，溥儀膀胱內(nèi)的兩個瘤子被確診為惡性腫瘤，在周恩來總理指示下，溥儀被轉到協(xié)和醫(yī)院高干病房治療。出院做放療期間，“文革”鬧起來了，紅衛(wèi)兵小將們?nèi)找刽[著要揪斗溥儀，每次，李淑賢都讓溥儀叫史育才來“救駕”。當時史育才已經(jīng)擔任福綏境派出所副所長職務。

　　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溥儀家又來了一群紅衛(wèi)兵，溥儀嚇得跑到派出所去找史育才。史育才一見到溥儀，趕快把他領到派出所后院里隱蔽起來，但還沒聽清溥儀說原委，史育才就被人拉走了。原來，一群紅衛(wèi)兵要抄京劇演員程硯秋的家。史育才囑咐溥儀哪兒也別去，就在派出所后院等著他。史育才趕到程硯秋家勸說紅衛(wèi)兵，說程硯秋雖然是地主出身可他早年曾經(jīng)掩護過共產(chǎn)黨，他自己也已經(jīng)加入了共產(chǎn)黨。紅衛(wèi)兵說他過去演的戲都是毒草，并要拿走他家里的戲裝。史育才說戲裝歸文化部管，誰也沒權力拿走。勸走了紅衛(wèi)兵，史育才寫了一個“告示”貼在程硯秋家門口，聲明41中的紅衛(wèi)兵已經(jīng)對程硯秋抄過家了，別的紅衛(wèi)兵不能再抄了。

　　史育才忙亂到中午才趕回派出所，溥儀還等在后院的葡萄架下，史育才趕快讓民警給溥儀弄了些飯吃，心里琢磨著怎么保護溥儀。史育才心里沒底，上面明確要保護統(tǒng)戰(zhàn)人物，但眼下局勢已經(jīng)失控了，沒有尚方寶劍不行。于是，他拿起電話請示公安分局，分局領導被揪斗靠邊站了，他又向市公安局請示，市公安局讓他請示公安部，公安部又讓他再次請示市公安局。無奈，他斗膽把電話打到了周總理辦公室。他對接電話的同志說：“我記得毛主席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共產(chǎn)黨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接電話的同志說：“好像是說過這樣的話�！笔酚�才說：“憑你這句話，我們就保溥儀！”對方說：“好，好。”

　　史育才放下電話長出了一口氣，來到后院，對溥儀說：“溥儀先生，您踏踏實實回家，我讓紅衛(wèi)兵保護您。這兒的紅衛(wèi)兵聽我的�！笔酚�才說著，他把派出所對外對內(nèi)兩部電話機的號碼666807、666723都告訴了溥儀：“一個打不通就打另一個，直接找我，我派人去�！�

　　第二天晚上，史育才就接到溥儀的電話：“史所長，我家里來了一些紅衛(wèi)兵客人……”

　　史育才馬上帶著紅衛(wèi)兵糾察隊趕了去。史育才帶去的紅衛(wèi)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幫助應付混亂局面的，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當時的紅衛(wèi)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紅衛(wèi)兵糾察隊能管住他們。

　　史育才帶著紅衛(wèi)兵糾察隊趕到一看，幾十名大專院校的紅衛(wèi)兵已將溥儀的院子圍住。史育才往院子中央一站，左右跟著兩名帶著紅箍的紅衛(wèi)兵糾察隊隊員，他問：“你們來溥儀家為什么不與我們當?shù)嘏沙鏊��?lián)系？”

　　“我們是來清算溥儀的反動罪行的�！奔t衛(wèi)兵代表答。

　　史育才說：“他的罪行是過去的，現(xiàn)在他已經(jīng)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共產(chǎn)黨人把皇帝改造好了。這就是他改好的證據(jù)！”紅衛(wèi)兵們只好對溥儀一陣聲討后撤走了。李淑賢和溥儀千恩萬謝地把史育才送出家門。這以后，又發(fā)生了多次類似“驚駕”事件，都被史育才解了圍。溥儀對史育才感恩戴德，開口閉口稱他“救命恩人”。

　　1966年11月的一天，史育才接到溥儀打來的電話說，“福貴人”李玉琴要從長春來找他出示證明她在偽宮內(nèi)被壓迫身份的書面材料，請史育才來給自己出主意怎么應付李玉琴。史育才對溥儀說：“您別怕，她來找你要通過當?shù)嘏沙鏊�，到時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電話給我，我會派人來的�！�12月23日，溥儀因尿毒癥第六次住進了協(xié)和醫(yī)院。1967年1月30日，李玉琴在協(xié)和醫(yī)院見到溥儀，李淑賢忙給史育才打電話，沒想到，史育才已被下放偏遠郊區(qū)“辦學習班”了。

　　9月，溥儀感到來日無多，他想見史育才，希望在他身后史育才能繼續(xù)保護在京無親無故的李淑賢。李淑賢兩次去派出所找史育才，都沒找到他，派出所的人問她找史育才什么事，李淑賢實話實說：“溥儀先生想他了，能不能讓史所長去醫(yī)院看看他？”回答說史育才被“辦學習班”了。

　　“辦學習班”實際上是被限制了自由，當時，北京市公安局被“徹底砸爛”，幾乎大小擔任領導職務的人都被打倒，三分之二的民警被下放勞動。身不由己的史育才沒能了卻溥儀的這一心愿。

　　1979年，史育才恢復工作回到福綏境派出所后，李淑賢已經(jīng)搬離了原來的地方。不久，史育才也離開了福綏境派出所，調到北京市公安局行政科工作，后來，又到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療養(yǎng)院任院長。這期間，他從一個親戚那里聽說了李淑賢的下落。溥儀去世后，李淑賢搬了幾次家，住在朝陽區(qū)團結湖居民區(qū)，是朝陽區(qū)政協(xié)委員。

　　史育才沒有馬上和李淑賢聯(lián)系，他想，李淑賢的境況轉好，自己也無需給她提供什么幫助了。沒想到，幾天后，李淑賢就把電話打到了史育才的辦公室。史育才雖然是院長了，可李淑賢依舊稱他史所長：“史所長，您可是好人！這些年您還好吧？我現(xiàn)在老了，身體也不好，要不我就去看您去了�！崩钍缳t非常高興又和史育才聯(lián)系上。

　　史育才與妻子去看望李淑賢。李淑賢的確像她自己說的那樣老了，老得讓史育才快認不出來了。李淑賢的境況并不像史育才想象得那樣好，她當時正因《我的前半生》一書的著作權歸屬之事打官司，她與溥儀家族的關系也處得不盡如人意，加之病弱，史育才記憶中那個美麗的李淑賢已經(jīng)變成一個十足的老太太了。

　　李淑賢依舊信任史育才，不管是史育才夫妻去看她，還是她在電話里和史育才敘舊，她都不加掩飾，她訴說溥儀去世后她的孤獨，對看不慣的東西直言不諱，感慨萬千。李淑賢說，溥儀死后，雖然沒人再登門去找她的麻煩，但是她的生活有些拮據(jù)，周恩來總理指示，每月給她補助60元，加上她的工資，生活水平比起北京市民來好了許多。讓她感到煩惱的是，總有一些關于她的閑話傳來傳去，很是影響她的情緒。

　　自從和史育才又聯(lián)系上后，李淑賢每年都給史育才寄一張賀年卡，感謝史育才對她的關懷。

　　李淑賢在所有認識的人面前都稱贊史育才，漸漸地，知道史育才保護過“皇上”的人多了起來。北京一個電影導演找到史育才，請他幫助約見李淑賢。史育才把李淑賢接到了香山療養(yǎng)院，導演和李淑賢長談后，準備構思一部關于末代皇帝題材的電影，動筆寫劇本的時候，香港的李翰祥導演的電影《火龍》公開放映，里面涉及溥儀被特赦后的生活。

　　因為擔心題材重復，導演和李淑賢的合作沒再進行下去，但是，電影《火龍》卻讓史育才心里很不是滋味，因為里邊的“史所長”的原型就是史育才。影片里的“史所長”滿足了溥儀的臨終請求，到醫(yī)院看了他最后一面。而現(xiàn)實中的史育才卻因無法抗拒的原因，沒能到醫(yī)院給重病中的溥儀送去一點兒安慰。史育才決心今后加倍關照李淑賢。

　　1994年，李淑賢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西直門內(nèi)大街，她馬上把新地址的電話告訴了史育才。此時的李淑賢已經(jīng)70多歲了。

　　1995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史育才又去看李淑賢，發(fā)現(xiàn)她的居室西曬，就問她為什么不安裝上遮陽傘。她苦笑著說：“我一個孤老婆子，找誰安裝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帶著自己的兒子給李淑賢的三個西向的窗戶都安裝上了遮陽傘。對這件事，李淑賢念念不忘。第二年夏天，她給史育才寫信說：“今年夏天我不怕曬了，三個房間安上了簾子，太陽進不了室了，比每年夏天熱得好多了，是您做的好事，我是永遠難忘的，您對我的幫助雖然不是一件大事，當今像您這樣善良的人不太多，都是錦上添花，雪里送炭的人很少，28年來我深深體會到，做人實在不容易……”

　　1996年年末，史育才照例又收到李淑賢寄給他的賀年卡。當時，《愛新覺羅·溥儀日記》剛剛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淑賢的心情顯得挺好，她在明信片上寫著：“史院長您好！祝您們?nèi)�家新年快樂！健康長壽！您11月份來看我，衷心感謝！日記天津出版社還沒寄來，他們寄來了我馬上給您打電話，請您來拿，您沒工夫，給您寄去。多多保重，萬事如意！”

　　史育才沒想到，這是李淑賢寄給他的最后一張賀年片。5個月后的1997年6月9日，李淑賢病逝了。因為沒及時得到李淑賢病逝的消息，史育才沒趕上到八寶山公墓給她送行。十年來，他仔細珍藏著那張最后的賀年片以及和李淑賢的合影。(穆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