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多麗絲·萊辛被尊為女權偶像，但她的激進并非僅僅關于女性

　　10月11日晚上7時，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即將88歲的英國文學不老松——多麗絲·萊辛獲得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

　　授獎詞稱：“這個表述女性經驗的詩人，以其懷疑主義精神，火一樣的熱情和豐富的想象力，對一個分裂的文明作了詳盡細致的考察。”閱讀這位老人跨越整個20世紀的厚重人生，從17歲到即將88歲筆耕不輟，深入靈魂的寫作，一切的意料之外又變成了情理之中。中國對她作品的譯介很早就開始了。得獎打破了她隱居的寧靜，掃卻了我們的淡忘，正是個好機會來讀讀這位老太太。

　　不倫之情，寫作，私奔，離開丈夫——

　　才女人生：對抗她的時代

　　父母是玉米種植園主

　　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1919年10月22日出生在伊朗，父母都是英國人。她父親是當時帝國銀行的職員，在一戰中殘疾。1925年，在靠玉米種植致富的潮流鼓動下，萊辛全家搬到了非洲的英屬殖民地南羅得西亞(即現在的津巴布韋)墾殖。她的母親雄心勃勃要用愛德華七世時代的文明改造當地“野蠻的”土著的生活方式。可她的父親卻極不適應，他所購買的上千英畝灌木叢最終沒給他們一家帶來任何財富。

　　萊辛描述自己的童年是快樂與痛苦動蕩交織的混合。她的母親執著于將她培養成一個有教養的淑女，家教嚴厲，還把她送進了女子教會學校，在學校里修女們時常用地獄、詛咒一類的故事恐嚇、教育她。后來萊辛被送到了津巴布韋首都索爾茲伯里的一所女子中學，沒過多久，13歲的萊辛就退學了，她所受的正規教育也就此結束。

　　但是與同樣中學沒畢業，從南非走出來的女作家奧莉芙·施賴納(Olive Schreiner)一樣，她靠自學成才。她認為自己不怎么快樂的童年有助于產生小說家。從倫敦打包寄來的書籍給了她滋養，她廣泛閱讀狄更斯、史蒂文森、吉卜林等小說家的作品。父親在一戰期間的苦難回憶，也對早年的她影響極深，成為生活體驗中的一味“毒藥”。

　　曾與姐夫產生不倫之情

　　15歲時她離開家當保姆。她的雇主給她閱讀了一些政治、社會學書籍。這一時期，與姐夫之間的不倫之情，讓她對性欲充滿浪漫幻想，開始寫一些故事，有兩篇還發表在了南非的雜志上。

　　“人不可能對抗他所處的時代”，但她的生活經歷則挑戰著這一信念。她不甘于像當時大多數女人一樣無言地成為別人的妻子和母親。“一整代的女人，”她說，“嘴里談論的與她母親的時代沒有任何差別。”當女性成為母親，她的個體生活仿佛就停止了。萊辛認為，是寫作讓她變得更自由。

　　1937年，她搬到了索爾茲伯里，當了一年話務員。19歲，她嫁給了弗蘭克·韋茲登，生了兩個孩子。幾年后，她私奔了，成為了一個左翼讀書俱樂部的成員。在俱樂部，她遇到了弗里德·萊辛，很快兩人結婚，生了一個兒子。1949年，她帶著小兒子離開丈夫搬到了倫敦，就在這一年，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野草在歌唱》，開始了自己的職業作家生涯。

　　(李文譯自萊辛官方網站)

　　美國著名女作家喬伊斯·卡洛爾·歐茨眼里的多麗絲·萊辛：

　　她探究因婚姻而支離破碎的女人

　　編者按：1972年春天，剛剛30歲出頭的美國著名女作家喬伊斯·卡洛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來到倫敦寂靜一隅，敲開了多麗絲·萊辛公寓的大門，與她天馬行空暢談了兩個多小時。歐茨的寫作素以揭露美國社會的暴力行徑和罪惡現象而聞名。1970年的長篇小說《他們》使得她為世人熟知，她至今已經獲得兩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應該說，她與萊辛有許多共同之處，文化沖突、種族偏見與隔膜都是兩人經常在作品中隱喻的主題。歐茨將這次訪談寫成一篇長文，刊登在1973年12月的《南方評論》雜志上。這里摘錄其中幾段。

　　談美國的暴力與自由

　　多麗絲·萊辛直率，魅力十足，充滿女人味。灰黑色的長發挽在腦后，臉龐清秀迷人。正是我在照片上看到的那張臉，正是我長久以來拜讀、欽敬的那位“多麗絲·萊辛”。看到她真的站在面前，我緊張得幾乎要暈倒。在這樣一位自信、親切的女性面前，我覺得自己像個透明的玻璃人。我還特意早到了半個小時，在她家周圍轉悠，去感受她所生活的環境。現在，跨越了距離面對著她，一切顯得如夢如幻。

　　來萊辛家的路上，在地鐵站，看到有人試圖暗殺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新聞。我向萊辛感嘆面對暴行時的沮喪、困惑和羞恥感。萊辛也認同在當代文化，特別是美國，有許多暴力問題。“不過，我小時候在農場里，人人都用槍，”她回憶自己在津巴布韋的童年，“大家出去射殺蛇。屠殺，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她問了我幾個美國政治氣候的問題，誰會代替喬治·華萊士的位置等等，她更像是擁有美國式，而非英國式的自由意識。我告訴她我的這種感覺，萊辛說她的寫作在美國更好被理解。“在英國，你老這么寫東西，會有被封殺的危險，在美國，任何現象都可以拿來觀察批評。”

　　神秘主義與精神分析

　　我問她最近出版的小說《簡述地獄之行》(1971年)的反響情況，“通常是年輕讀者的理解比較到位。”她說。《簡述地獄之行》講述了一位教授內心世界的崩潰過程。在傳統的精神治療下，他在幻想、神話世界里的神秘體驗消失不見。他又重新墮入了中庸、狹隘、自我克制的“健全”世界。我問萊辛她是否認同羅納德·萊英(Ronald Laing)的作品，他的觀點與萊辛很相近。“是的。我們都在探究難以分類的經驗現象。探究在心理上突破日常世界的判斷，通常被定義為‘瘋狂’的現象。我覺得萊英很有勇氣。美國的精神病學家托馬斯·薩茲(Thomas Szasz)，在他的《瘋狂的產生》一書里也在闡述與我們相似的主張。他的立場非常有革命意義。”

　　1962年《金色筆記》出版后，萊辛收到不少來自精神病院的讀者來信。在她看來，這些人一點都不“瘋”，也沒有“病”。“人們經常體驗到他們害怕承認的東西，害怕被貼上‘精神失常’、‘有病’的標簽，這類體驗缺乏合適的邏輯分類。”

　　自己的婚姻都不怎么長久

　　我問萊辛最近在寫什么作品，是否還在繼續探索靈魂。她搖搖頭，說自己多少有點“衰退”。她剛完成一部小說，講的是一個婚姻破裂的女人，她的生活也突然變得空洞、沒有意義。“小說叫《夏日黃昏》，女主人公失去丈夫后生活四分五裂，我在現實生活里也見過這樣因婚姻而支離破碎的女人。”她說她自己的婚姻都不怎么“天長地久”，也沒有長久地影響她。但是一個女人如此受婚姻的限制，這一現象長期以來都讓她想要探究一番。 (李文譯自萊辛官方網站)

　　她關注著世界，而不僅是兩性對峙的戰場

　　□ 云也退

　　萊辛作品在中國：

　　激進作家常被“降格”閱讀

　　你永遠想象不到瑞典皇家學院的老先生們在琢磨些什么，正如你也永遠想象不到，一個像多麗絲·萊辛這樣的西方激進作家在東方受到的是什么樣的待遇。在中國，衣食大計總是第一位的，在飯都吃不飽的情況下，家庭和社會的性別結構還不會受到挑戰：天經地義的男主外，女主內，可不能放任女性主義這種謬種來挑起內訌，破壞東方式的團結。

　　于是，當多麗絲·萊辛的作品有了一定的引進時，喜歡她的讀者往往是在把她降格使用——從進攻西方男權壁壘的火藥降格為灑在自家后院里的化肥，從平戎策降格為種樹書。按說萊辛本是斗士一般的人物，有心要締造一個滌蕩了非正義的新世界，可為何來到東方就成了一位熱心的鄰家大嬸，忙著替人化解小日子里積壓的牢騷？看見有人讀了《兩女一男的故事》后這么寫：“激情不是愛情，妥協當然也不是。但能持久的愛情，必然寬容，必然包含一定的妥協……”你能不驚訝于萊辛作品的現實可操作性，進而質疑瑞典人的智商么？

　　《金色筆記》：

　　主人公成女性主義代言人

　　也許執迷于感性的情感題材是女性小說的特質，好在萊辛有《金色筆記》，那本大厚書的主人公，那位毫無疑問是萊辛化身的安娜·沃爾夫，她的筆記恰恰是最不多愁善感的，是最脫離傳統意義上的母性“陰柔”的。《金色筆記》出版后，歐洲的女性主義者公推安娜做她們的代言人，集體抵制從禁錮在小閣樓里的童年到消耗在相夫教子、買菜燒飯的青春的傳統命運；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多麗絲·萊辛把這樣的性別結構放進了各種現存的具體社會，尤其是她有過切身經驗的種族隔離的非洲和蘇聯的背景下。例如她在筆記里這樣寫：自己加入羅得西亞左翼組織，“其原因就在于左派是這個鎮上唯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們理所當然地把種族隔離看作洪水猛獸”。

　　讓我們來看看這位面目慈祥的“火藥”的人生：1919年生在后來的伊朗境內，后來去了西南非洲的羅得西亞，1949年可能是萊辛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當時30歲的她剛剛結束了第二次婚姻，來到倫敦尋找前途，隨身攜帶一本處女作小說手稿和一個兩歲半的兒子。第二年她就加入了一個左翼組織。

　　但這卻是多麗絲·萊辛與其他女作家拉開差距的開始。政治，無論如何，都會讓一個知識分子迅速成熟起來，并最終可能把他/她鍛煉成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之一——《金色筆記》里大段大段地描寫政治，描寫主角與非洲及英國左翼政治派別的親疏恩怨，都是大有來歷的。

　　性格堅忍：

　　承受連續多次失敗戀愛

　　我們可以數出一大批不幸的天才女作家：19世紀的艾米莉·狄金森害怕婚姻，一生未嫁，接著是智利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以及出生于彼得堡的芬蘭人伊迪絲·瑟德格蘭，兩人年齡相差三歲，有著同樣災難般的愛的經驗，米斯特拉爾一生都在創傷中過日子，寫下的情詩為她贏得了諾貝爾獎，瑟德格蘭則干脆英年早逝。1963年希爾維婭·普拉思的自殺，給20世紀愛情的祭臺上又刻下了一位絕代才女的名字，一本喃喃自語的《鐘罩》寫下了她暗無天日的內心世界。多麗絲·萊辛本來也可能成為她們中的一員，要知道，上世紀50年代連續多次的失敗戀愛的經歷，對她的打擊絕不亞于任何人，然而，不知是否因為受過政治現實磨礪的緣故，萊辛比她們都堅忍得多。她有一個人生信條：尋求自由的女性必然要付出代價。所以她認了。她一本一本地讀D.H.勞倫斯打發苦悶；她沒有把責任一股腦兒推給放蕩無行的男人(盡管那些男人可能的確如此)——若是那樣她大概只能寫出《鐘罩》之類的二流小說——而寧愿多些反諷，自嘲，就是不扯開嗓子控訴。

　　萊辛的世界：

　　女人的不幸并非用來控訴

　　女性主義運動中核心的吊詭出現了：《金色筆記》的作者被她們當做開路先鋒，然后萊辛根本不想被視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英國同行，也無心效法英倫前輩弗吉妮亞·伍爾夫，絮絮叨叨而又充滿詩意地發表女人對平庸生活的哀怨。在萊辛的世界里，女人的不幸可以解剖，但不可以用來控訴，她們必須正視自己渴望被愛的天性，并且進而接受由此可能招致的不幸。那些把安娜奉為偶像的女人們都錯了！她是個失敗的人，你看她的筆記里滿是關于“自由女性”的申說，但實際上，她渴望的自由無非是擺脫童年教育的桎梏、隨心所欲地去愛，而其結果又都是可想而知的；看看“黃色筆記”里的一則則短篇故事，那里頭充滿著義無反顧的愛和意料之中的背叛。

　　萊辛的激進大半系出誤會，她并不想激勵女讀者對男人世界的仇恨，她至多只想表白：我走到今天，可以對你們，我的姐妹們，提出些什么忠告。正是這份誠樸為《金色筆記》注入了力量，內向的、反諷的、甚至是自亂陣腳的力量，她沒有叫喊“看看你們把我們變成了什么樣子”，她只是像曾幾何時的圣徒那樣，褪下衣裝，以自己身上的傷痕懾住他的對手；正是她對政治現實的大量提及消除了女作家中常見的無謂的陰柔，告訴人們：我的眼睛關注著世界，而不僅僅是兩性對峙角逐的戰場。

　　曾被諾獎評委告知：

　　“你永遠得不到諾貝爾獎”

　　在系列自傳的第二部《走進陰影》中，多麗絲·萊辛稱《金色筆記》是失敗的，因為即便這部她最有影響的書都沒能糾正人們的思維方式。確實，任何一種道德層面的改變都是極其困難的，也怪萊辛的真心話說得太藝術，洋洋五十萬言架構精致，反而造成了虛晃一槍的效果。

　　瑞典皇家學院的長者們本著尊老愛幼的傳統，在她米壽之年降下了一道恩典，可是據說今年早些時候老太太出版新作《劈裂》時，曾有一位諾獎評委向她許諾“你永遠得不到諾貝爾文學獎”，因為在成員中“有人討厭你”。瑞典人這虛晃一槍卻讓人茫然：莫非他們不知道耄耋之人經不起大悲大喜的刺激，還想重演一次1931年卡爾費爾德的神話？

　　中國人的“諾貝爾情結”：

　　愛恨交加三十年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的一系列變化，中國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想象開始展現了一種最為奇特的狀態。一方面我們將一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為世界文學的大師看待，以最為真誠和最為熱切的介紹和推薦，向我們提供世界文學的超級范例。另一方面，我們一直將沒有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作為中國文學的失敗和困難的象征，將它視為我們自己仍然無法達到世界文學普遍標準的狀況的標志，這使得我們往往充滿了一種無可奈何的挫折感，一種急切的焦慮。我們決心向它沖刺，以證明我們自己一往無前地走向世界的決心。這種狀況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一直也沒有衰減。

　　我們一面有強烈的對于西方文學標準的認同，一面則又用強烈的民族感情來解釋這個獎。我們用諾貝爾文學獎來論證中國文學由于表現人性缺少深度而無緣獲獎，同時又有人對于諾貝爾文學獎表示不屑一顧。于是，一種“諾貝爾情結”強烈地控制了中國文學，這個情結實際上是一種矛盾的心態，是一種又期待又恐懼的心理。對于中國文化界的生態來說，諾貝爾文學獎曾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象征，我們也幻想它由中國人獲得的一刻，中國文學的一系列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其實，到了真的有華人得到這個獎，我們所期待或焦慮的一切都沒有出現，卻反而加重了問題。

　　這說明，中國文學的問題仍然必須由中國人自己去面對。

　　(張頤武)

　　萊辛作品概覽

　　萊辛的小說很大程度上是自傳體的，很多素材來自她在非洲的經歷。通過她的童年記憶，書寫文化的沖突、種族間的不平等。

　　《暴力的孩子們》五部曲──《瑪莎·奎斯特》(1952年)、《良緣》(1954年)、《風暴的余波》(1958年)、《被地圍住的》(1965年)以及《四門之城》(1969年)，以誠實而冷靜的筆觸記述了一名在非洲長大的白人青年婦女的人生求索。

　　《金色筆記》(1962年)通常被公認是萊辛的代表作。全書以名為“自由婦女”的第三人中篇故事為框架，分五個小節記敘兩位單身母親(安娜和莫莉)的生活和事業。各小節之間夾有一串“安娜的筆記集”。這些筆記片段以筆記本的顏色(黑、紅、黃、藍)命名，分別記錄著女作家安娜過去的非洲經歷、與政治生活相關的事件和體驗、一篇正在構思的小說和她當時的生活。最后一節“自由婦女”之前還嵌入一個獨立的“金色筆記”部分。該書引起廣泛的共鳴和女權主義者的關注。

　　“太空小說”：

　　包括《什卡斯塔》(1979年)、《第三、四、五區域間的聯姻》(1980年)、《天狼星試驗》(1981年)、《第八號行星代表的產生》(1982年)等，以科幻小說的形式寫出了對人類歷史和命運的思考和憂慮。

　　其他作品：

　　《簡述地獄之行》(1971年)、《黑暗前的夏天》(1973年)和《幸存者回憶錄》(1974年)反映其受神秘主義的影響。

　　《簡薩默斯日記》(1984年)、《好恐怖分子》(1985年)、《第五個孩子》(1989年)和《又來了，愛情》(1995年)等，似乎是對作者早年寫實小說的一種回歸。(黃梅)

　　金色筆記

　　(英)多麗絲·萊辛著

　　譯林出版社，2003年1月

　　又來了，愛情

　　(英)多麗絲·萊辛 著

　　楊晴、瞿世鏡 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2月

　　野草在歌唱

　　(英)多麗絲·萊辛 著

　　一蕾 譯

　　譯林出版社，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