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郭敬明沒有任何成見。但是界定一個優秀作家,如果連個底線都不講了,只看市場效應,只看誰的作品賣錢多,就是好作家,對中國文學肯定沒好處。”對于反對80后作家郭敬明入作協,中國作協主席團成員陸天明有自己的理由。
最近,曾有作品被判剽竊的郭敬明經著名作家王蒙推薦,加入作協,引來議論紛紛。陸天明明確表示:“小偷”怎能進入作協?王蒙則認為,作家不是道德楷模。
此前和韓寒及其粉絲有過交鋒,這次又對郭敬明入作協表示不滿,陸天明似乎和80后作家擰上了。“郭某人加不加入作協,對中國文學根本是無所謂的;之前我跟韓寒的論戰,也不是要評價他作品的優劣。我在意的是:到底允不允許別人來批評?給不給人說話的權利?”
我反對郭敬明把剽竊的作品列入代表作
曾有個頂尖作家因為抄襲再也抬不起頭
青年周末(以下簡稱“青周”):關于郭敬明入作協的事兒,您跟王蒙等人有分歧。有人問,郭敬明犯了錯就不能入作協了嗎?
陸天明(以下簡稱“陸”):王蒙說,選作協會員不是選道德楷模。這話我認可。選作協會員總該選個優秀的作家吧。
“文革”時有一個非常優秀的短篇小說作家,在當時可以說是拔尖的。只因抄襲了一篇外國的短篇小說,還不是整段整段地抄,就是把大概的情節結構走向用了一下。后來被人發現了,他馬上承認錯誤、道歉、做檢討,從此一蹶不振。作家一旦被認定是抄襲,會是一件非常抬不起頭來的事情。
一個作家可以有很多毛病,比如古代不少知名詩人生活就都很“浪蕩”,但你不能不承認他是個優秀的詩人。也就是說,“浪蕩”和“杰出的文學家”可以并存。但抄襲和剽竊就不一樣了。文學創作,最基本的一點就是獨創性。抄襲別人,就失去了作為藝術創作的基本特質,就不能認為是“文學家”,更談不上什么“優秀”了。
青周:一旦抄襲就永無翻身之日了嗎?
陸:那不是。作家也是人,也會犯錯誤。做了錯事,能不能翻身,主要看他承認不承認自己錯了,愿意不愿意改正和是否真的改了。
郭敬明的情況是:第一,他抄襲了;第二,法院認定他抄襲了;第三,法院判了,他只愿意賠錢,不愿意向受傷害者公開道歉;第四,這次申請加入作協時,居然還把這本被法院認定的抄襲之作堂而皇之地作為“代表作”寫到申請表中。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人推薦,而作協也批準他加入,確實讓人覺得有一點匪夷所思。
我當年填了張表就加入了作協
青周:您當年是怎么加入作協的?
陸:我加入作協沒什么復雜的。到底是哪一年,我都忘了,那時我在中央廣播文工團工作,到底是誰跟我說,你可以加入作協了,填個表吧。我也忘了。后來我就填了表,就加入了全國作協。當時我已經有好幾部作品在全國有一點影響了,比如長篇小說《泥日》、話劇《揚帆萬里》、電視劇《華羅庚》等等。
青周:您當時已經是一個成名的作家了?
陸:也不算有什么太大的名吧。1973我第一部大型作品《揚帆萬里》在上海發表,當時“文革”還沒結束,全國就一個刊物,叫《朝霞》。《揚帆萬里》就發表在這個《朝霞》上,是寫知青生活的。“文革”期間出了一批寫知青文學的作家,在這一批人中間,我應該算是最早寫這個題材的“青年作家”了。
《揚帆萬里》最早是由西安電影制片廠演員劇團首演的。后來成了全國著名大導演的吳天明當時在這個話劇里還扮演了一個角色。這部話劇,后來在北京、上海、烏魯木齊……全國很多地方都演出了。然后被選中代表新疆參加全國話劇調演。那時我還不到30歲,仍然是新疆建設兵團農場的一個普通青年。不久后我又因為這部作品,被中央廣播文工團看中,1975年把我全家調到了北京。
我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文學訓練。我真正的文學老師是生活本身。我的生活經歷對我寫作幫助很大。兩次上山下鄉,一度在大山深處當民辦小學教員,經歷三年自然災害,差一點餓死、患肺結核吐血,在上海街道待業,在新疆兵團農場卷入“文革”風暴,和平時期卻歷經槍林彈雨的洗禮,好幾回從生死關上揀回命來……
郭敬明說,入不入作協無所謂
青周:跟你們當年相比,您覺得現在加入作協的條件應該有變化嗎?
陸:隨著時代的發展,作家、作品都會有相應的變化。加入作協的條件當然免不了會有一定的變化。比如現在有網絡寫手。加入作協是不是一定要有正式出版社出的多少本紙質書籍為資格?網絡點擊率能不能作為一種資格?這些新現象作協當然要考慮。
但作為一個優秀作家,不管他是用筆寫還是用電腦寫,他們的基本條件和基本素養,我想不應該有太大的變化。有一個原則應該是永世相續的,那就是要保持作家作品的原創性。
在我的想象中,作協應該起兩方面的作用,一是由一批有成就有聲望的作家去團結帶領全國的作家;二是給在文學上給作家們和熱愛文學創作的人必要的和可能的幫助。實際上作協在這兩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但現在也有這樣的情況,比如郭敬明就說,對加入不加入作協,其實他無所謂,能夠加入,也是好的,這說明自己得到了承認。加入作協對他們來說只是個名分。
我當年對上山下鄉的狂熱,現在年輕人也很難理解
青周:您覺得現在哪些80后作家有資格加入作協?
陸:這個我可說不好啦。我得承認,我讀他們的作品不多,沒有發言權。我非常想讀他們的作品,可實在沒有那么多時間。但我絕不會因為跟他們中的個別人“論戰”,就否定他們的優秀。比如韓寒,我第一次和上海記者談起他的時候,就說過:韓寒筆下有很多東西我是寫不出來的,有些語境我是達不到的。
80后的追求、痛苦、困惑我們這一代人可能不理解。正如我們年輕時的也會遭到父輩的不理解。我14歲第一次下鄉,那時還在讀高一。當時上海動員城市青年去安徽農村。從大上海去當農民,不是像現在那樣搞個志愿者,去教一兩年書,或當一兩年村官又回城來,而是放棄大上海戶口,一輩子當農民。當時許多上海父母都跪在自己子女面前,“求”我們不要去農村。
那時我父親去世了,母親是上海一家工廠的廠醫。我是家里的大兒子,按說應該留在上海盡早承擔家里的責任。但我卻迷戀于“去農村”,“和最窮苦的人民在一起改變中國的面貌”。我不好意思當面跟母親說,就連續幾十天每天寫封信放到她枕頭底下,說服她同意。
我14歲去先當了一年農民,和農民的孩子睡一張床,吃一鍋飯。第二年,我在當地一個山溝里當了小學教師,教歷史、地理。那兩年非常苦,遇到三年自然災害,每天只有兩碗粥喝,早晚各一碗。十五六歲的我正在發育,是最能吃的時候。我早上喝一碗稀飯,沒菜沒油,然后講一天課,再吃一碗稀飯,躺下就不敢動了,一動就餓。很快我就骨瘦如柴。
后來和我同一宿舍的老師得了肺結核,很快我就染上了,吐血啊。只能回上海治病。按說我不能再報進上海戶口,但我當年去農村是有名的最小的一個,就允許我重新報進戶口,我又成了上海人。但幾年之后我再次放棄了上海戶口去新疆當農工。十萬上海青年高唱戰歌踏進大西北。離開上海的那一天,火車站月臺上哭成一片。
青周:這樣的狂熱,現在的年輕人很難理解。
陸:是啊。1964年,上山下鄉已經有些傳統了。但要把子女送到新疆火焰山,唐僧西天取經的路上去當農民,很多上海家長還是不能接受。甚至有人把女兒關在房間里,把她們的頭發剪成陰陽頭,讓她們不能上街跟街道團委接觸。這些年輕女孩后來用被單搓成繩索,從樓上窗戶逃下來報名去新疆兵團。
我們街道有一個資本家的后代,南京、香港、無錫,都曾有他們家的工廠。他到街道報名去新疆時,他母親想拉住他的自行車,而撲倒在車后,他照樣沖破“樊籬”,去報了名。
這種狀態左右了我們這批人的人生去向和后來的創作。可能現在有的年輕人很難理解。但這就是我們這代人的人生。苦難和曲折伴隨著我們,但我們不后悔。
一批評郭敬明、韓寒就遭粉絲圍攻
年輕記者批評我“投機”,我很難過,但尊重她說話的權利
青周:現在年輕人的做法,你們也很難理解,您才會幾次批評80后作家?
陸:在郭敬明這事之前,我也批評過韓寒。這里我特別要說明,我不是對80后有看法。絕不。我尊重80后,尊重作為作家的韓寒。
我和韓寒的分歧在于,韓寒和韓迷們認為,韓寒是不能批評的,白燁沒有資格批評別人;我認為,如果誰的粉絲多,嗓門響,會罵人,誰就擁有了話語權,別人都得閉嘴,那么這肯定是不正常的。我和韓寒論戰的時候,甚至有韓粉在我博客上連罵臟話50遍。新浪網看我被那些粉絲們罵得太厲害了,勸我趕緊關博客的評論版,我拒絕了。我必須捍衛我自己說話的權利。
我對郭敬明也沒有任何成見。他加不加入作協,對中國文學根本是無所謂的。但界定一個優秀作家還是應該有底線的,只看誰的作品賣錢多,就是好作家,對中國文學肯定沒好處。
前不久某周刊為了做話劇百年的專題,派了一個年輕的記者來采訪我,要我談“文革”時期的話劇創作。我跟這位記者談到了我們年輕時上山下鄉的狂熱和執著。結果她用了兩個字來概括我們這種狀態:“投機”。文章發過來,我非常傷心。但最終沒有改動她的基本結論。我想文章是她的,她有權說她想說的話。
以前往往是老人管著年輕人,不許年輕人批評老人,那是不對的。現在,年輕人憑著人多勢眾,不許別人批評他們,也不對。
著名門戶網站要我寫博客談郭敬明入作協,我拒絕了
青周:無論韓粉在您和韓寒那場論戰中的叫罵,還是郭敬明拒絕為抄襲道歉,歸根結底都是不允許別人批評?
陸:對。昨天一家著名門戶網站的一個編輯給我打電話來,說郭敬明這事你寫篇博客文章吧。我說,這回我不寫了,我已經在平面媒體上表態了。坦白地說,我怕那些年輕的“粉絲”們來圍攻。他們中的某一些人一旦發作,就會把網絡變成比公共廁所還臟的地方。上公共廁所你還不能隨便到另外一個身上大小便呢。但在網絡上,他們是可以隨便污辱他人而可以不受到任何約束和制裁。
話說到這兒,我還要多說一句,其實我有許多很好的80后朋友,他們雖然還不知名,但很有才華,也很能干,都在非常踏實地努力著。我在博客上寫文章,有時還常常要先發給他們過目,征求一下他們的意見。老了嘛,總有跟不上趟的地方,經驗告訴我,多聽聽年輕人的意見,絕對是有好處的。他們畢竟生活在一個我們已經進不去的圈子里,而這個世界畢竟是要交到他們手上的。(記者 顏雪嶺 呂家佐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