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在一個大多數人熱衷談論股票、房價的當下，你為什么會寫像劉高興這樣邊緣的拾荒者？

　　賈平凹：首先是劉高興這樣一個新農民闖入了我的世界。平時他們就好像是一只貓或一只狗，又或是一陣風，雖然進入了城市，但城里人視而不見。

　　新京報：你承認在城市里生活了幾十年，但仍然有嚴重的農民意識，內心深處厭惡城市。那你自己怎么能冷靜地書寫？

　　賈平凹：我雖然生活在城市里，但還是經常感到不自在。初稿10萬字我帶著我和他們對城市的厭惡下筆，后來才醒悟過來重寫。農民是對城市充滿了偏見，但我不能把自己當成農民工，既然他們離開土地就必須正面城市。馬克思也說過，鄉村的都市化是國家現代化的標志之一。這條路可能要犧牲一代甚至兩代農民，作家所能做的只是留下一份社會記錄，很有限。

　　新京報：有網友批評這本小說寫得跟劉高興的流水賬似的，你怎么看？

　　賈平凹：隨著年歲的增長，我不用再考慮技巧。呈現這種語言狀態，表面上看，是因為小說以劉高興這個農民的第一人稱來敘述，但更主要的是作者心態的折射。這個小說對我的老讀者來說的確是一種挑戰，我就寫了兩三個拾破爛的人的平淡生活，沒有什么跌宕起伏的情節，但是寫書法的人都知道，越是簡單筆畫的字越見功力。

　　新京報：小說發表后，劉高興的命運有無變化？

　　賈平凹：他可成名人啦。人家都說他：“你身上帶個鋼筆啊，有人要找你簽名呢。”他還寫了3.5萬字和我交往的故事，別人看了都說寫得生動。現在他們一家三口都在西安，他投靠兒子送煤，他老婆先是去幫人家照顧病人，后來人家嫌她吃得多，把她辭退了，不知道現在怎么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