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聽到了很多關于韓國學術界的驚人消息，他們不斷地通過重新想象和重新敘事，將一些原本似乎確鑿無疑地屬于中國的文化事件、文明成果(比如豆漿、印刷術、端午節祭祀儀式等)，通過學術考據、搶先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方式據為己有。網絡上一片嘩然。10月31日的《新快報》報道，說韓國歷史學家已經開始研究中華文化的源頭，并試圖將韓國變成中華神話這一文化母體的源頭。看了這些報道，我們仿佛覺得，中華文明的源頭在濟州島，而不是在長江、黃河流域。

　　就學術研究而言，我們應該贊賞韓國學術界的想象力之豐富，還有他們勇于探索、質疑成說的勇氣。學術研究要具有想象力，要具有勇于否定成說的勇氣，更需要堅持獨立精神的批判性思維。但是，我們從網絡和報紙上的報道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韓國的一部分學者的研究，出現了一種奇怪的規律，也就是“見好就收”的規律。他們幾乎試圖將所有原本被中國人收藏在歷史中的好東西，都通過重新想象和重新敘事，變為自己囊中之物。中華文明、中國傳統文化的確很悠久，也有不少好的東西，但我覺得她的毛病更多，問題更多。既然韓國學者認為中國文化的許多源頭都在韓國，那么我想，壞毛病的源頭是不是也出現在韓國呢？為什么沒有人研究第一個太監誕生在哪里，裹腳布的始作俑者是誰呢？假如只揀好的說，而對壞的就視而不見，既沒有學術的公正性，也喪失了學術的批判立場。這樣一種帶有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學術，的確令人生疑！

　　我們可以發現一些普遍規律，經濟的強勢不一定是文化的強勢，賺了錢的人都愛胡思亂想，經濟基礎“革命”之后必然會出現上層建筑的“革命”。“富貴兼得”，也是人之常情。一般而言，都是弱勢文化向強勢文化身上蹭。比如日本，從“脫亞入歐”運動開始，就是往西方文化上蹭，但還沒有出現“西方文化”的源頭在日本的幻覺。

　　從另一個角度看，學術研究和歷史敘事的本質也帶有游戲色彩，換句話說，它具有廣義的文學性。通過在歷史研究中的想象和敘事，重構一個群體的整體感。正如西方一位歷史學家所說，民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通過重新的想象和敘事，將零散的個體整合起來，聯系在一起。但我覺得，想象和敘事游戲，如果僅僅局限在符號層面上，還是應該鼓勵的，不要用一種“聲討”的口氣去制止它。因為它不過是一種夢想的符號性替代。如果試圖將它變成現實，甚至連地圖都畫出來了，那是很危險的事情。 (張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