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人“張空拳于戰(zhàn)文之場，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寫稿子寫了一輩子，投稿子投了一輩子，和兩個編輯交道也就打了一輩子。

　　在我的印象里，最本分正直的一位是我的啟蒙編輯顧仕鵬�！犊滴醮蟮�·奪宮》書稿未成，顧老師就告訴我，“你一定要把康熙這個人的陰險、毒辣、虛偽和殘忍……這些方面寫足�！蔽耶敃r答道：“

　　不能這樣寫。康熙是‘大帝’，一定要把‘大’字寫足�！蔽覜]按他的意思去作。

　　世上的道理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似乎永恒不變。當時二月河只是一個小小文津渡口的“過客”，我自己也曉得只有任人家責任編輯“欺”的，只有受欺的份兒。我所以敢作“不能這樣寫”的“仗馬之鳴”，是因為我懂得，如果我不能接受領悟編輯的話意，即使“努力去作”，也巴結不上編輯的思路。與其左右為難，不如“頂”字為好。

　　然而，顧仕鵬似乎沒有“店大欺客”的這思維。康熙第一卷小磨小擦，第二卷則大磨大擦，幾乎翻天覆地。有時二人爭得面紅耳赤，有時甚或拍案而起，但終久沒有把稿子出書的事給廢了。可見他是沒有私意的。

　　我見過提著一籃小雛雞去“貢獻”編輯的，也見過被編輯一頓狗血淋頭罵得蹲在石墻角摟頭大哭的。這很簡單，作者知名度不夠大，有求于編輯——倒過來說，編輯掌握著“發(fā)稿權”，一言可以興爾邦，一言則能喪爾邦，萬萬是不能開罪的。顧仕鵬卻永遠是一副朋友和老大哥的嚴肅面目：你來鄭州住我家來，我吃什么你吃什么，沒有床就睡沙發(fā)。沒有客氣，有的只是真切地照拂。說到“事上”，各說各的。吵紅了臉，該吃飯時“請坐，拿家里最好的東西給你吃”，吃完飯咱們接著吵。我也從沒想到過送他雛雞之類的意思。直到他退休了，老了病了，臥床不起——我聽說了，這時我已闊了點兒，給他寄了三千元——老實說，這也是根據他平時為人的廉正表示的一點點心意，很薄了。但沒幾天他就托人把錢送了回來，鬧得我微汗。

　　大約在《康熙大帝》第二卷尚未出書，我正和顧老師“吵稿子”的時候，周百義來了。

　　他看上去很弱，也瘦，身上挎?zhèn)�帆布提包，說是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小編輯，是個只有初審權的小編輯。很寒儉的樣子，自我介紹說，“我在湖北工作，但我是信陽人。”

　　我當時已經出了第一本《康熙》，印了7萬多套，第二本也基本成型，即將付梓。名氣不算很大，但鄭州廣播電臺天天都在播我的小說，按現在說法，“區(qū)域性”的名氣已相當可以。自然的，我也許就有了點牛氣。我告訴他，“我和黃河文藝出版社合作得很好，不打算在你們那兒出書。”他則說，“沒有聽說哪個作家專門給一個出版社出書”，也沒聽說哪個出版社把一個作家“包起來的”。他還說，你走過了“黃河”，再走過“長江”，你就占領了全中國。

　　他很執(zhí)拗，堅持說，“我就住在南陽，你寫一章我?guī)ё咭徽�。�?

　　好說歹說，我才勸走他，條件是“雍正的書給你(長江)”。

　　有點意外的是，《雍正》第一卷出版后，我把第二卷書稿寄去，周百義卻調離了出版社，到湖北省新聞出版局工作去了，也升了。再意外的是，他反復強調，不能給我退稿。他認為《雍正》是“傳世之作”，他堅持仍要當這責任編輯。

　　讀過我的書的人都曉得，《康熙大帝》第四卷與《雍正·九王奪嫡》寫的是同一時期的人與事，未免就有相同的情節(jié)與表述�？滴醯臅�已出，《雍正》稿子在出版社，周百義卻不是出版社的人，卻又當著責編。若許情形，誰都能明了其中的不便與尷尬。

　　大約一兩年的光景吧，周百義終于調回出版社了，當了領導，三卷書全都出來了。他告訴我他與出版社的艱難談判出書經歷，真的讓人有些鼻酸。他的堅忍與韌柔個性，真的十分突出。

　　他年輕，也確實有點孩子氣。有次他來討稿子，我說“沒有”，這時我們熟得很了，他說“不信”。他就蹲在我的稿子箱前，看著我翻積稿，瞪著眼：“那，那不是一篇？還有那一篇！對，就你手底下那個……也是一篇！”有點像小孩蹲在窩前看母雞下蛋，下一個收一個，“那，那里還有一個蛋”，他也就又為我出了《匣劍帷燈》這部散文集。

　　去年吧，聽湖北有人說閑話，說周百義吃了我版稅酬勞的“回扣”。我一聽便啞然失笑。現在湖北長江文藝出版社能出我的《落霞系列》三部曲，是“物競天演”的結果，周百義在激烈的較量中擊敗了黃河文藝出版社、甚至擊敗了中國作家出版社，才把出版權奪在手中。很多人現在還不甘心，還在打這部書版權的主意，直到今天，還有人來電問我：“與長江社的合同到期沒有？我們的實力比他們大得多”——這么多的人爭搶給我出版，條件也都不菲于湖北，我憑什么讓周百義吃我的“回扣”？白癡才會如此。

　　人要活出精神來。人與人之間有遠比金錢更重要的東西在支撐。細心的讀者會看出，《乾隆皇帝》的第一卷出版比《雍正》的第三卷更早，這是有原因的。當我寫完雍正第二卷《雕弓天狼》之后，老編輯顧仕鵬“要退”。他捎話說，希望退休前再與我合作出一本書。因此，我停止了雍正第三卷的寫作，而搶先出了乾隆的第一卷。

　　我與長江社最初簽約，是稿費制。周百義想讓我多拿一點錢，他們辦有《當代作家》刊物，于是主動提出先連載再出書。合同未到期，長江社又主動把稿費改為版稅，為的就是我能“多得一點”。他無非就是希望我能和湖北的“長江”保持更好的情分與合作。這個心我不能不領情。

　　顧老師與百義都有幾年沒見了，不知現在如何？《鄒陽獄中致梁孝王書》說，人之交有“白頭如新”，有“傾蓋如故”，知與不知而已也。（二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