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連同隨任家屬免費享用機關住房的傳統，一直維持到清朝覆滅。相反，京朝官的住房問題，卻經歷了較多的變化。前文說過，兩漢時官員多居機關大院，東漢王充《論衡·詰術篇》稱: “府廷之內，吏舍比屬”，足見規模之大。《后漢書》卷六十四記趙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臺，因字臺卿”，又可知同居的家屬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兒子媳婦。

　　但是，隨著國家中央集權管理職能的日趨完善甚至繁復化，京朝機構及供職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據《文獻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統計，漢晉時全國官員總數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統一后達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萬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職京師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襲兩漢時大包干的辦法，則不僅“京師百司”之機關用房要發生危機，亦將無法正常發揮衙署的辦公職能，因為辦公區內除了這二千六百二十員京朝官外，還得加上數倍于此的吏胥、雜役和衛士，而在生活區內居住的又不止是他們的家屬，再要將侍候這一大家子的小丫環老媽子也算進去。閉起眼睛想像一下，這還成官署嗎？

　　《后漢書》卷二十七記，張湛官拜太中大夫，“稱疾不朝，居中東門候舍”。張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級官員，不住官舍而自降住房標準，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請長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該居住官舍。但進一層推度，則應是京師官舍緊張，不如自己識相。

　　總之，隨著中央官制的不斷擴張，京朝官住房辦法的改革，勢在必行。

　　建房、買房，

　　居住形式多元化

　　對于大多數京朝官而言，衙與舍的分開就意味著向攜眷免費居住官舍之傳統告別，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現。像柳宗元出生在長安祖屋而自有老窩可居，當然再方便不過。若甘愿打光棍，則官署里仍有單身宿舍可住。《唐語林》記“趙歷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個宿舍的意思。

　　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兒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師又無祖業，那就必須別作選擇了。一種是買地建房或直接套購現成的公館，如左丞相張說在永樂坊的豪宅，就是因風水先生慫恿而買下的“二手房”。假如經濟條件困難，便只能陋室將就了。唐玄宗時副宰相盧懷慎請長病假，同僚宋、盧從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見“器用屋宇，皆極儉陋”，堂堂副相“臥于弊簀單席，門無簾箔，每風雨至，則以席蔽焉”(《明皇雜錄》)。

　　和盧懷慎同時任相的姚崇，居住條件與之半斤八兩，《舊唐書》卷一二四稱“(姚)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價太貴，所以住所買在偏遠的地方，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館里包了一間，終因起居失調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詔徙寓四方館”，就是在專門接待周邊少數民族和外邦使節的涉外高級賓館里，為他開一間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顧。但“(姚)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長安志》介紹唐都城名人居所時，謂興寧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來，最終還是唐玄宗讓政府出錢，在中心地段新蓋了一所讓姚相自認為是合適的住宅，從此避免了擠旅館的苦惱。

　　退休離任，

　　必須搬出官舍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