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不受人關注,當披上“轉基因”的外衣,便受到爭議。去年底,一部《我叫劉躍進》因其“作家電影”的標簽,一時在業內引發討論。這部新“概念”電影編劇是名作家劉震云,當年的《一地雞毛》、《手機》中,他與馮小剛為大眾制造了不少生活的苦笑。這次劉震云與馬儷文攜手制造的電影《我叫劉躍進》號稱是“作家電影”第一炮,1月18日將正式接受觀眾“檢閱”。說是“作家電影”,大家大可不必咬文嚼字。目前為止,中國電影仍舊是編劇編、導演導的模式,不同的是,近來由作家原創劇本的大片越來越多,像劉震云、劉恒、鄒靜之等知名作家紛紛投身到電影工業中,有這些重量級作家參與,對中國電影重包裝、輕故事的軟肋多少有所補救。
回想近幾年國產大片留給觀眾的記憶,涌出的關鍵詞多是胡戈、血腥、“饅頭”——無論是引發血案的饅頭還是被雍容唐裝擠成的“饅頭”,這些比《無極》、《黃金甲》、《夜宴》等影片本身更成為觀眾的笑料和談資。一本正經起來的葛大爺、只會殺人的周潤發、放風箏的張柏芝與張東健,大制作、大明星填充的國產大片墻里墻外都沒開花。一方面,“奧斯卡”像自由女神像一般,召喚著有“淘金”(奧斯卡小金人)夢的國內電影人,于是,高投資、大場面、大明星一個都不能少,國產大片越來越像八月十五的月餅,當觀眾吃到消化不良時,新一輪反思在國產電影中悄然進行。
“作家電影”概念的提出,意圖是為徘徊在“內容缺失”沼澤的國產電影開辟一條新路,發動作家積極性,創作出一批能表現當下社會生活、有引人入勝的故事和人物的電影作品,為觀眾奉上爽快可口、物美價廉的“家常菜”。今年賀歲市場,《集結號》、《投名狀》欣喜地溫暖了熱愛國產電影的人們。《集結號》中,劉恒6萬字的劇本功力與馮小剛的誠意,與其說“賺取”,更應說是“贏得”了觀眾的眼淚與叫好。
《我叫劉躍進》在新年開始國產片大好開局的背景下,以“作家電影”姿態全新亮相,1000萬元的投資,不多不少,有著濃厚的劉震云與馬儷文氣息。對觀眾來說,“作家電影”或是其他名稱,并不重要,有故事、好看,才是“菜品”的精髓。多幾盤這種菜上桌,“作家電影”將自成招牌。
“作家電影”難道要廢了導演?
韓三平(中影集團董事長):我曾在2007年8月對“作家電影”這一概念給予解讀。在我看來,在不同時期受到群眾歡迎的影片不外乎兩個要素——膾炙人口的故事和鮮活的人物形象。這些是無法靠大場面、高科技、重金屬音樂、豪華攝影包裝出來的。因為人類從直立行走的那一天,有些東西延續到今天是無法改變的:動情。因此,找到一個好故事,在感情中塑造人物形象,是電影與觀眾走到一起的磁力。
對于作家電影,我有三點想法:一,這個人物形象應該是在特定歷史時期下,有著鮮明的時代標簽,而不是可以照搬到任何朝代的。通過作品,可以讓人看到中國的今天,而不是昨天,也不是探討明天。二,它要有一個扎實的故事,故事中滲透著鮮活的人物形象,不依賴投資和高科技。三,成本相對較低,因為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成本低風險相對低。
劉震云(《我叫劉躍進》編劇、執行制片人、客串演員):就作家而言,“作家電影”和文學作品介入影視二者沒有本質上的區別。這個概念最早由韓總提出,他是站在他的立場,和對中國電影市場的憂慮出發,希望國內電影走出“內容缺失”的困境,這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提出的“作家電影”有很大區別。當時的“作家電影”是法國作家從自己立場提出,他們同時擔任編劇及導演,只是把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試圖深入地探討人的內心和潛意識。因此電影過于沉悶,甚至能讓人睡覺。而韓總則是在中國電影目前的形式狀況下,希望扭轉國內大片都似“十五的月餅”——包裝華麗,餡兒是餿的——從本質入手,即內容上,創作出有故事、好看、能引發觀眾共鳴的電影作品。
馬儷文(《我叫劉躍進》導演):對導演來說,這事兒挺簡單的,都是劇本到了導演手上,導演的責任就是怎么能把它拍得好看。至于作家電影或是其他電影,這和導演關系都不大。因為電影膠片上也不會有“作家電影”的標簽,觀眾看的還是電影本身。
你敢把幽默玩得再深一點嗎?
劉震云:韓總提出“作家電影”還是有戰略意義的,最早他開宗明義地和我說,作家電影最重要的一條——好看!中國大片的內容空洞日益造成和普通觀眾的脫離,而作家電影反映的應該是“當下的生活”,百姓的生活熱點,體現出對他們的關心,對作家的要求是有“深邃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表現力”,和去看電影的人能息息相關,讓作家的介入使內容更豐富、更好看。
《我叫劉躍進》和以前的電影相比,幽默處在于它是事后的幽默、故事的幽默。比如《手機》,它可能是某一句臺詞、某一個情節、某一位人物讓人感到幽默,而“劉躍進”真正的幽默的是故事背后的理兒,雖然在第一次看片會上,觀眾笑場也有幾十次之多,但它的笑場是不一樣的,可能觀眾回到家以后,哪天突然想起來還會撲哧一笑,那這部電影追求的效果就達到了。
李易祥(《我叫劉躍進》主演):這個電影叫“作家電影”因為劉震云老師太有名了,他比馬導和我名氣都大。《我叫劉躍進》和劉老師以往劇本的幽默不同,比如《手機》里“做人要厚道”這類會流行的臺詞,可以說那是一種馮小剛式的幽默。而《我叫劉躍進》則是劉震云和馬儷文的幽默,它沒有讓人能記住的某一句臺詞,但是它故事幽默,一個情節劇應該是以情節取勝。觀眾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像是被針灸了一下,但是感覺哪兒還挺通暢的,麻了一下以后還能有所體會。它不是把低俗的東西掏出來逗你,是一種有文化的幽默。
作家在拍電影時能干啥?
馬儷文:劉震云老師在電影拍攝中主要是協調兩家投資方的關系,有關拍攝的事他一概不問,全部交給導演負責。他游走在中影、橙天兩家投資方之間,其實這是一件非常復雜和重要的事情,劉震云老師的努力,使得電影拍攝每期資金按時到位,保障電影能夠一步步順暢地拍攝完成。
劉震云:馬儷文是個非常優秀的導演,她把《我叫劉躍進》一路改成了D字頭快車,看片會上很多人看完都問“完了嗎?這么快”,90分鐘一晃而過。《我叫劉躍進》可以說是一部新鮮和富有營養的影片。電影成品和作家想象中有距離是對的,好導演的標志就是劇本停止處導演出現,好演員的標志是導演停止處演員出現。電影就不應該和小說一樣,就好比電影是上到桌面的一盤菜,而小說則是在廚房操作的過程,它的枝枝葉葉不一定全要表現出來,看導演如何怎么操刀上菜。
《我叫劉躍進》是導演和劇本發生化學反應后呈現出來的第三種東西。導演和演員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是沿用過去呈現出的才能,一種是用還沒呈現出的潛力,馬儷文是第二類,她找的演員也是第二類,像李易祥、陳瑾、秦海璐,導演都是和他們徹夜長談,觀眾將來在電影里看到的一定是和他們過去都不一樣的形象。
圖書:“我叫順風車”?
劉震云老師的小說《我叫劉躍進》在日前剛開獎的“第四屆《當代》長篇小說獎”中被評為“年度最佳(專家獎)”。電影原定于去年11月29日上映,所以我們的圖書發行時間定為去年11月6日,目前已售出約40萬冊,比較火爆。劉老師的小說創作一半時,為了趕電影拍攝進度先撂下小說完成劇本,回過頭再把小說繼續寫完。當時,我們和他策劃溝通,能不能把小說出版和電影發行結合起來做,他很欣然地就答應了,并且幫助我們和院線牽線搭橋。目前的活動安排是,在1月18日電影上映時,我們制作的100萬張圖書抽獎卡將派發至全國各地電影院。每位購票的觀眾可以領取一張抽獎卡,刮開后如果有圖書字樣即中獎,獲獎比例約2%,可免費換取圖書一本。國內主要的三條院線新影聯、星美、萬達及各城市影院都加入到活動中,贈送的這部分圖書劉震云老師不收取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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