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競生(1888~1970)，原名公室，廣東饒平人，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出版有《性史》第一集，后世有人稱其“中國第一性學家”。

　　同為當年上海灘“三大文妖”之一，以“提倡性知識”居首的張競生，與以“提倡一絲不掛”居尾的劉海粟相比，1949年后的境遇大為殊異：劉海粟越老名氣越大，而張競生近乎被今人遺忘，這與他早年的紅極一時恰成天壤。盡管彼時的“紅”，同樣以“臭名昭著”概之。

　　“臭名”源于他對性學的主張。這位法國里昂大學畢業的哲學博士公開聲稱：“性快樂也是人生快樂之一種。”

　　這種主張在當時稱得上驚世駭俗。張競生33歲時受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哲學教授，專門開設性心理和愛情問題講座，他的講義《美的人生觀》被印成冊在北大廣為流傳。周作人曾在《晨報副刊》撰文稱贊：“張競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膽，在中國這病理的道學社會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娛樂的旗幟，大聲叱咤，這是何等痛快的事。”

　　1923年5月，北大國學門成立“風俗調查會”，張被推舉為主席。在擬定風俗調查表時，他列出30多項，“性史”便是其中一項。在他看來，“人生哲學，孰有重大過于性學？而民族學、風俗學等，又在在(處處)與性學有關”。

　　據傳，張作霖進京時曾揚言，要把這個傷風敗俗的家伙拉出去槍斃。張競生雖然沒被斃掉，但他提出的“性史”一項，卻被調查會否決。

　　這位倔犟的教授不甘心，干脆在《京報副刊》發征稿啟事，公開向社會征集“性史”。先后收稿300余篇，張擇其中7篇編為《性史》第一集，其中包括《初次的性交》，以及與其當時的夫人褚問鵑所寫的《我的性經歷》等篇目，1926年4月由“性育社”印行。張在序文中聲稱：“我們不但看性為一種學問，我們尤當看它作一種藝術。”

　　這種“美的人生觀”顯然觸怒了時人，報紙和雜志對他眾口討伐。即使是此前因發表《性道德之科學標準》而遭猛烈批評的周建人，批判起《性史》也毫不留情。曾與張競生同批留法的宋子文，在南京教育會議上，更是點名斥責張倡導“亂愛”和“淫亂”。

　　雖然這本被林語堂稱為“很頹廢的書”，出版4個月后，便因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以“誨淫”的罪名提請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張競生本人也關照書店不再重印。但這卻讓這本小冊子在地下更加暢銷，不法書商大肆翻印，甚至盜用張的名義拋出多種《性史》續集，內容淫穢，令張名譽掃地。

　　就連翻譯過《性心理學》的潘光旦，也對他冷嘲熱諷。梁實秋更是撰寫《張競生丑態畢露》、《性學博士》等一系列文章，呼吁應取締他出版的書以及他主辦的《新文化》月刊。

　　1926年張競生被迫離開北大，前往上海擔任開明書店總編輯。他開辦“美的書店”，繼續自己的離經叛道。當時，所有商店都雇用男店員，而張卻讓幾個美女在柜臺后賣書，這又給他招致無數謾罵。魯迅撰文諷刺道：“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面呆站著兩個年青臉白的女店員……”浙江教育廳長蔣夢麟，更是在張去杭州講學時，請警方以“性宣傳罪”將他拘禁于“待質所”，隨后驅逐出境。

　　沒人記得，這個不容于世的性學家，竟是將盧梭《懺悔錄》翻譯成中文的第一人。而作為中國第一個提出邏輯學學科概念的學者，其行為卻在常人眼中處處不合邏輯。這種苗頭早在他年少時便已顯露端倪。1909年，孫中山出于對他的賞識，安排他北上求學，但其父只希望兒子老老實實賺錢，做一個令人尊敬的鄉紳。21歲的張競生一怒之下，竟跋涉40多里山路，到縣衙狀告父親，“奪子之志”。

　　上世紀30年代初，已經退出“江湖”的張競生，專程從老家廣東饒平趕往上海，公開為晚景凄涼的一代名妓賽金花募捐，并在小報上刊發一封致賽金花的信。

　　然而，即便驚世駭俗如張競生，整天頭頂著“性學博士”、“賣春博士”、“大淫蟲”等數頂時人贈送的大帽子，也終有支持不住的一天。1932年，他選擇自殺，未遂后，從此轉向農業調查研究和農業教育。抗戰時，汪精衛力圖拉他下水，遭他斷然拒絕。

　　這位開一代風氣的性學家，余生幾乎再也沒有與“性”發生關聯。生前，他黯然寫道：“毀譽原無一定的。凡大思想家類多受詆于當時而獲直于后世者。”

　　1953年春，張競生連夜寫下13000字的《我的幾點意見》，上書毛澤東，為了民眾的長遠利益，必須科學地節制生育，同樣“受詆于當時”。

　　不過，他終究還算幸運。魯迅當年曾言：“張競生的主張要實現，大約當在25世紀。”但在張死后30余年的今天，學界已將“中國第一性學家”、“中國計劃生育首倡者”、“中國現代民俗學先驅”等稱號，戴在了他的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