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真正感覺到風暴逼近中南海福祿居，是在1966年11月初。

　　那時，她設想過一種最古老的躲避方式。她對丈夫說，“你辭掉國家主席，我和孩子們勞動養活你。”但劉少奇的回答是，他已經向中央提過，總理說有個人民代表大會的程序問題；不能再說了，“不要讓組織為難”。

　　在回憶錄里，這是王光美和丈夫最后的溫馨對話。此后，不間斷的審查、揪斗持續了近8個多月。

　　1967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27日轉押秦城監獄。

　　再一次見到自己的丈夫，已是13年后。

　　發黃的氣象資料顯示，1980年5月13日，周二，晴轉多云、傍晚中雨。

　　是日下午剛過3點，王光美從河南省省長劉杰手中接過覆蓋著黨旗的劉少奇骨灰盒，不能自已，她把臉長時間地貼在骨灰盒上，像在聆聽歷史的心跳。

　　王光美獲釋是一個信號

　　1979年春節，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聯歡晚會上，有人驚奇地發現了王光美和她的孩子們。

　　這是王光美12年來的第一次公開露面，此前，她以67130的監號一直被囚禁在秦城監獄一個6平米的單人囚室里。

　　1978年12月22日，在鄧小平、陳云等人的周旋下，中共中央組織部決定，王光美獲釋出獄。

　　劉源后來回憶道，即使母親從監獄里出來，他們一家當時也沒有想到父親案子的平反問題。因為當時那個政治環境還不到時候，“而且也不大可能”。

　　讓劉源他們覺得政治環境不大可能的重要原因是中央有關負責人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當中重申：十大以來的“組織路線是正確的”。

　　“組織路線正確”作為政治語言意思是說，此前被批判被打倒的干部，在組織程序上沒有問題。十一大政治報告認定“組織路線正確”，實際針對的就是鄧小平、陳云等人已經著手推動的為劉少奇等平反的努力。

　　出獄不久，王光美帶著兒子劉源、女兒劉平平來到剛擔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的陳云家里表示感謝。陳云立即接待了他們。

　　“說實在的，我們去的時候只是就中央紀委放我母親出來這個批示，向他表示感謝，但陳云一見面就提出了劉少奇的平反問題。”劉源回憶說。

　　陳云說，少奇同志這個案子是全黨最大的冤假錯案。如果這個大案子最后能澄清，那么與這個案子牽連的其他案子和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平反輿論和組織障礙被掃清

　　劉少奇一案牽連人數眾多，影響極大，因而其平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動因是打倒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能不能為劉少奇一案平反，實質上牽涉到如何看待和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也牽涉到對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的評價問題。

　　在后來的一些黨史研究學者看來，當時力主改革的鄧小平、陳云、胡耀邦等人，面臨著兩個桎梏：“兩個凡是”的思想桎梏和積沉入山的冤假錯案的組織桎梏。更為困難的是兩個桎梏當時還糾纏在一起。

　　給劉少奇平反首先撞見的，就是當時中央有關負責人以“高舉毛主席的旗幟”為借口，為平反冤假錯案設置障礙。汪東興、紀登奎等一直堅持劉少奇一案是毛澤東親自定大案，對平反問題持消極和反對態度。

　　思想界和“兩個凡是”的斗爭，無疑為劉少奇平反做了輿論準備。早在1977年12月，胡耀邦在京西那個幽靜的黨校里，面對1000多位黨的高中級干部含蓄地指出，即使是對毛澤東的話也不必句句當真。半年后的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起的討論徹底清除了“兩個凡是”的思想桎梏。

　　它對于劉少奇平反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

　　與此同時，陳云、鄧小平等人也開始從組織上為冤假錯案平反做準備。他們選擇的戰術突破口是在“文革”中已經臭名昭著的“專案組”。

　　針對“文革”中專案組羅織罪名、斷章取義、大搞逼供信的做法，陳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專案組所管的屬于黨內部分的問題應移交給中央組織部，由中央組織部復查，把問題放到當時的歷史情況中考察，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像現在這樣，既有中央組織部又有專案組，這種不正常的狀態應該結束。”

　　在陳云等人的倡議下，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銷中央專案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組織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鄭重申明：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不久，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撤銷，相關案件材料移交中央組織部。

　　此后的人事調整變得水到渠成。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被增選為中央副主席，還被選為剛成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平反冤假錯案，成為陳云領導下的中央紀委的一項主要職責。

　　此前的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被任命為中組部部長。而胡耀邦上任之初，就收到了劉源等人寄來的關于劉少奇案的申訴信。

　　至此，冤假錯案平反所面臨的組織和輿論障礙基本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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