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 擔憂要坐牢，小平同志解了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這被視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對于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而言，不啻于丟下一枚“核彈”。

　　“凡是派”強勢反彈，批判文章“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行動上是砍旗”。不僅一些領導人勃然大怒，在不少思想較為保守的省市，討伐之聲也是隆隆四起。

　　得知上述反饋，胡福明表面平靜，回到家中他告訴妻子：“我有思想準備了，要準備坐牢。”作為胡福明的好友，姚誠也感受到這種壓力，兩人走在南大哲學系樓前的臺階上，姚寬慰胡福明道：“你現在是過河的卒子，只能進，不能退了。”

　　“這篇文章發表之后，受到的政治壓力非常之大，很多人心有余悸，畢竟這是‘太歲’頭上動土。”南京大學教授葛林回憶。葛時任南大哲學系黨總支書記，他十分明確地在系里表態：無論出現什么樣的情況，都堅決支持胡福明，同他站在一起。

　　究竟將面臨怎樣的風雨？未知的恐懼感籠罩在胡福明一家。重要關頭，鄧小平“發聲”了。在準備1978年6月2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講話內容時，鄧小平聲色俱厲地表示：“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莫名其妙。”后來在會上，鄧小平以《實》為題，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

　　得到這個消息時，胡福明正和妻子在廚房做飯，家里陰霾的氣氛一掃而空。一直為丈夫擔憂的胡妻說：“這下我們又一次解放了。”

　　一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就此在全社會展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紛紛表示支持。“因為這篇文章順應了民心，講了老百姓想說沒說的話，引起了強烈的共鳴。”

　　這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全過程。以至鄧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如此表示：“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

　　[回首] 再也寫不出那樣的文章了

　　1979年春天，組織部要胡福明到中宣部去工作，“可我始終想呆在校園”。1982年11月，在江蘇省委宣傳部動員下，胡福明就任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從此走上仕途。

　　其后，胡福明歷任江蘇省委黨校校長、省委常委、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直至2001年，胡福明從官場功成身退。從事江蘇意識形態工作多年，胡福明自稱開展工作，“思想是解放的，甚至于大膽”。

　　上世紀80年代，鄧麗君的歌風靡中國大陸。一些人惶恐不已，認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正在威脅中國青年。胡福明在會議上說：“一首歌不會葬送社會主義。”

　　上世紀90年代中葉，在研討現代化問題時，胡福明將思想解放當作現代化的一個關鍵要素，主張將思想解放與現代化結合起來考察。

　　在1995年出版的《蘇南現代化》一書中，胡福明指出：“為什么會存在思想僵化，真話不敢說，假話漫天飛的現象？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制度建設還不完善。許多實踐都證明，對于解放思想起到關鍵和保證作用的問題，正是民主問題。”

　　面對本報記者，胡福明不諱言自己再也寫不出《實》那樣的文章，“因為創作那篇文章背景下的亂世不再有了”；他也不認為那篇影響巨大的文章在觀點上有何創新，“文中的觀點，每個高校的哲學教師都懂，我只是把它寫了出來”。

　　“問題恰恰在‘時間節點’上，一切社會活動都在時間中進行，從而構成歷史。”胡福明笑著對記者說。退休后，胡福明仍然活躍，不斷到各地作報告。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紀念，胡老的日程表排得更滿，最近的一次安排是應深圳市委宣傳部所邀，作“解放思想”的主題演講。

　　結束采訪時，胡老選擇了兩個他鐘意的“身份”：一是“過河小卒”；一是“一介書生”。“從內心來說，我還是希望一直呆在學校，做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如果沒有這篇文章，你現在看到的我，大概是南大的一個退休老博導吧。”胡福明曾對不止一次對記者這樣說。 (谷岳飛 張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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