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先生走了。朋友送我的那套《中國人史綱》還沒有讀。還記得把它放到書架上時，手上留存下來的厚重感和內心瞬間涌上的安寧感。如果有人問我，即便窮盡一生也不見得讀完其全部作品的中國作家有誰，柏楊會是第一個浮現出來的名字。柏楊的著作要慢慢讀，但柏楊的名字，我們卻要趕快鐫刻于內心，在擅長遺忘的時代，別讓他也成了過眼云煙。

　　接觸柏楊這個名字，還是在初中時，那時正懵懂，關注內心世界要遠多于身外事。現在人們回憶起上世紀八十年代，通常會加注“熱烈”“激情”等沸騰的詞匯，而柏楊一句“丑陋的中國人”，無異于兜頭澆下的一瓢冷水，這瓢冷水掀起的柏楊熱，使得他的名字成為當年大陸文化階層熟知的核心詞匯之一。柏楊的這句名言，對一個在接近于無限純真的環境中成長的初中生來說，它帶來的刺痛感是陌生而新鮮的。

　　柏楊先生走了，而中國人依然丑陋。“我之所以敢指出中國人的缺點，正因為我是中國人。長期以來，你們所看到的，多是虛驕的中國人。而現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有檢討能力和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國人誕生，我們需要各位的幫助”——有必要復習一下柏楊的這段話語，因為自他說完這段話之后的二十多年間，我們在培養檢討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上，仍然沒有顯而易見的進步。盲目和從眾，死不認錯，自我膨脹……這些柏楊尖銳批評過的國民性格缺陷，仍然可以通過各種信息找到對應點。

　　柏楊最大的價值不僅體現在他二千余萬字的文學和史學著作，更體現于在中國人的劣根性逐漸被美飾得近乎虛假的時候，再次揭了全體中國人的瘡疤。自他之后，東施效顰者眾，一時間批評國人也成了一股文化潮流，但柏楊和那些只會批判不會建設的人是不同的，雖然他也給不出如何讓中國人不丑陋的最佳答案，但他的寫作是帶有尊嚴的寫作，他的筆觸蘸有濃烈的情感，這種情感依然是他多年不變的“愛之深，痛之徹”。2003年，《我們要活得有尊嚴》在內地出版，這本書，被視為《丑陋的中國人》的姐妹篇——有尊嚴地活著，也算是柏楊給了自己和大家一個共同的答案。今日中國，“尊嚴”也正成為國家和人民踐身厲行的關鍵詞。

　　柏楊是痛苦的，他若能有李敖三分之一的狂放和灑脫，也會消減身上所肩負的過多沉重。也許，他給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位諫言者。柏楊一生都近文化而遠政治，但直到病重時，他都沒有忘記強調，領導人身邊要有“魏征”型的人物。有人說，“柏楊是一個政治文化糾纏在一起的人物”，這也許是對他最貼切的形容了。(韓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