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王兆山6月6日發表在某報上的《江城子》，以地震遇難者的口吻發出如是感慨——“天災難避死何訴，主席喚，總理呼，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銀鷹戰車救雛犢，左軍叔，右警姑，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連日來，由這首詞所引發的文學倫理反思，鬧到了沸反盈天。 (6月16日蘭州日報)

　　細勘如此筆觸，確實太過輕佻，替那些遇難者“表態”尤其超出了絕大多數人的心理底線。許多人認為，雖然這首詞并不怎么符合詞牌格律，但以作者的身份以及公開發表的結果，已足以令文學蒙羞。無論是否應該牽扯到整個文學，這起事件都是對文學創作的嚴重警示。

　　警示之一：文學藝術的創作應該是自由的，但其自由卻有個不應逾越的底線，即必須尊重基本的人文理念和人本價值。王兆山此篇詞作則由于失去了對亡者的基本哀矜和體恤，有違基本的文學底線，所以完全不能被接受。

　　警示之二：災難文學的創作尤其應該謹慎，面對災難和傷亡，作家應該保持凝重，而不可有絲毫虛浮。近日，著名演員成龍對目前很多劇組涌往地震災區拍攝電影批評道：“目前我知道的就至少有20個劇組在災區拍攝素材，這樣很不好……我敢說拍出來的多數都是大爛片”，而且“這不僅幫不到災區人民，反而還會因為爛片太多而麻木了大家對于災區的感情。”這樣的批評是很有道理的。

　　王兆山的這首詞，即便可以稱為一種“英雄樂觀主義”，但從另一面看，這種豪言壯語的背后是變相地視災民生命如草芥，已經少了文學家必備的悲憫意識和生命關懷——至少也是一種令人生厭的矯情。如筆者的網友所言，讓災難凸現中華民族的崛起奮進，這種狂躁的心態顯然是不大正常的。

　　由此，災難可稱是衡量作家的砝碼。通過上述現象，顯然很容易測量出某些作家理性思考的欠缺或心態的幼稚、作風的虛浮。這是很令人悲哀的。不過從另一方面看，這樣的災難時分以及這樣的缺點暴露，尤其是對這種缺點的批評過程，可能也能成為文學發展的契機。假如通過這次批評，文學中人能夠認真思考“王兆山現象”，并更加認真地思考這場災難和文學之間的關系，則災難不僅是衡量作家的砝碼，同時也是推動文學發展的引擎。

　　基于這些機會和理由，近年來正在飽受批評的文藝界，應該有通過這次機會從整體上提高水平、改善形象乃至浴火重生的意識和勇氣。而退一步說，即便這一機會并不那么容易把握，但至少應該由此風波明晰文學創作的底線。

　　附：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為災區作詩

　　江城子 廢墟下的自述

　　一位廢墟中的地震遇難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發生的一切，遂發出如是感慨——

　　天災難避死何訴，

　　主席喚，總理呼，

　　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

　　十三億人共一哭，

　　縱做鬼，也幸福。

　　銀鷹戰車救雛犢，

　　左軍叔，右警姑，

　　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

　　只盼墳前有屏幕，

　　看奧運，同歡呼。

　　釵頭鳳川之吟

　　山青秀，水碧透，

　　峰塌須臾河毀驟。

　　城飛歌，鄉飄樂，

　　樓崩靈折，村消屯破。

　　禍。禍。禍。

　　國殤憂，八方吼，

　　令發京城動九州。

　　紅旗爍，軍歌越，

　　救川舉國，不棄一個。

　　魄！魄！魄！ （原詩刊載于《齊魯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