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國學子可謂人才薈萃，濟濟一堂。畢業(yè)于北大文科的五四運動學生領(lǐng)袖傅斯年，先入英國倫敦大學就讀，后慕陳寅恪的聲名與德國的學術(shù)環(huán)境和氛圍，由英轉(zhuǎn)德，入柏林大學就讀。這個時候云集柏林的中國留學生，除陳寅恪和他的表弟俞大維等較有名氣者外，傅斯年北大的同學羅家倫、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后從歐美各地轉(zhuǎn)到柏林求學，同時還有金岳霖、姚從吾、段錫朋、周炳琳、宗白華、曾慕韓等青年學子，另外還有一位為了愛情與自由婚姻，在歐美大洋中來回游移，興風作浪的徐志摩也趕到柏林就讀，形成了一股頗為壯觀的中國留學生部落。后來這個群體回國后成為中國近代學術(shù)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釋放的能量，對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shù)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這一期間，陳寅恪常與幾個朋友下午相約去某同學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館把酒清談，酒酣耳熱時分，流露激昂之狀。俞大維因其醉心德國歌劇，會每用竹筷頻作指揮音樂狀；陳寅恪則講到國家將來政治問題，對教育、民生等大綱細節(jié)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使其適合中國國情現(xiàn)狀，教育須從普遍征兵制來訓練鄉(xiāng)愚大眾，民生須盡量開發(fā)邊地與建設(shè)新工業(yè)等等。諸生聞聽，大感分析透徹，鞭辟入里，對陳氏也更刮目相看。

　　當此之時，無論是留學西洋還是東洋的中國留學生，各自的想法與求學的興趣、路數(shù)、門徑雖有不同，但理想還是大體一致，心中確實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雄心壯志。因了這些雄心壯志的誘惑，在德國及歐洲求學的中國學生，除了官費與自費，還有所謂勤工儉學等等五花八門的方式。因而留學人員可謂是魚龍混雜，各自不安分地在自由的歐洲大陸顯著神通。抗戰(zhàn)時期，就教于成都燕京大學的陳寅恪對他的研究生石泉說過一件留學時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陳寅恪走進柏林一家華僑開的飯館，無意中和周恩來與曹谷冰等幾人相遇，打過招呼，同在一桌吃飯。由于政見不同，彼此爭論起來。周恩來頗為雄辯，曹氏等人都說不過他，于惱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掄拳便打，順便把陳寅恪也掄了幾拳。周恩來自感力不能敵，與陳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誤入了老板娘的房間。多虧老板娘此時正在外面張羅客人飯菜，未鬧出更大的亂子。周與陳二人急忙把門關(guān)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憑外面如何叫陣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無趣退走后方才出來。為此，陳寅恪曾笑著對石泉說道：“沒想到他們竟把我也當作了共產(chǎn)黨，其實我那天什么也沒有講，只聽他們辯論。”

　　此段軼聞，陳寅恪也只是當作一個笑話偶爾說起，未有炫耀之意。當國共兩黨在內(nèi)戰(zhàn)炮火中徹底翻盤，共產(chǎn)黨坐了江山，周恩來官至一國總理時，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再也沒有提起這件陳年舊事。其理與他當年留日時與魯迅同在宏文學院就讀并有過密切交往，而后來不再提及一樣，怕被別人誤認自己“謬托知己”。但當“文革”爆發(fā)，陳寅恪落難嶺南之際，周恩來總理曾經(jīng)對廣州中山大學串聯(lián)進京的造反派們說過“陳寅恪教授還是善于古為今用的”等話，意在對陳給予保護。此點除了周“大而言之，是為學術(shù)”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說與在德國期間與陳寅恪交往有些關(guān)系——盡管在飯桌上陳氏什么也沒有說。(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