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關于“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元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元。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的吳連登說:“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么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考入江蘇省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么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鹽城只有一個名額,吳連登被選中了,分配到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吳連登永遠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后面,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面對面交流的機會。”平常業務熟練的吳連登,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里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咸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嗎?’毛主席這么幽默,我就沒那么緊張了。”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咸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里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么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里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后,他帶頭將工資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里,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錢不夠用時,我只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報告,后面附上賬單,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
“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他們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制。”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沖洗膠卷。“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采購,沒有買過那么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只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后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元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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