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是我軍唯一沒有指揮過炮火硝煙戰斗的開國上將，一生充滿傳奇色彩。毛澤東曾笑著告訴李克農之女李冰：你父親是共產黨的“大特務”，沒有他，我們中央的不少領導成員，包括周恩來都不會存在了。最近，李克農之子李力在新作中回憶了父親在秘密戰線的故事。

　　打入國民黨 特務機構內部

　　1928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決定，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特別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開展工作。

　　中央特科下設四個科：一科是總務科，專為中央機關服務；二科是情報科，重點了解敵方情況；三科又叫“紅隊”，鎮壓叛徒特務；四科主管通訊，設置電臺。

　　第二年的冬天，國民黨秘密建立了特務組織，對外名稱是“中央俱樂部調查科”，后來改為“中統”(CC)。由國民黨秘書長陳立夫主管此事，他任命其表弟、在美國學電氣工程的徐恩曾擔任調查科主任，同時兼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

　　當時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任秘書的錢壯飛，對父親說：“現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正擴大人員，為建立國民黨特務機構做準備，缺少廣播新聞編輯，要公開招聘”。李克農迅即通過江蘇省委報告中共中央，并提出建議：自己報考無線電管理局，在國民黨特務機構內部建立共產黨組織。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十分重視，發出“你們把它拿過來”的重要指示。通過考試，李克農被錄取在無線電管理局擔任新聞廣播編輯。隨后，錢壯飛幫助胡底也進入了無線電管理局。

　　1929年12月，中央正式決定由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組成特別小組，并歸中央特科直接領導。李克農任組長，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內部，與陳賡單線聯系。這時，李克農用的名字是李澤田，平常和他聯系的地下交通員是歐陽新，外號“大漢”。

　　起初，徐恩曾對父親并不放心，經過暗中觀察，逐漸增加了對他的信任，提升他為電務股長，掌握了全國無線電報務員考核登記的大權。

　　1930年初，父親與錢壯飛共同向徐恩曾建議，采用新聞廣播組織的名稱，將特務機關公開掛牌，單立門戶，便于開展活動。總部以“正元實業社”為名，設在南京市中山東路，成立“長江通訊社”、“民智通訊社”等掩護單位，南京的日常工作由錢壯飛負責主持。在天津成立“長城通訊社”，派胡底任社長。上海市則以無線電管理局為基地，由李克農負責。這樣安排，徐恩曾很滿意。由此開始，特別小組運用國民黨特務機關與它的公開情報系統展開活動，獲得了許多重要情報。

　　1930年5月，中國各派軍閥掀起中原大戰，蔣介石抽調軍隊忙于應對，后方比較空虛。中共中央決定趁此機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擴大紅軍，發展蘇區，奪取新的勝利。這個消息，不久就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知道了，警備司令熊式輝召見政治密查員宋再生布置任務，強調此事關系黨國安危，最好開會時一網打盡。如果成功，可獲蔣介石懸賞的現金50萬元。

　　宋再生，原名宋啟榮，浙江諸暨人，與熊式輝是同鄉，很受重用。但他是1925年入黨的中共秘密黨員，歸屬中央特科陳賡領導。他立即把熊式輝交代的事項向組織報告。周恩來、陳賡非常重視，采取了妥善的安全掩護措施，保證了會議的順利進行。

　　由于設計周到，布置嚴謹，這次大會開得極為順利，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全部人員撤離后，宋再生才向警備司令部報告，并帶著軍警特務前往搜捕，這時早已人去樓空，一無所獲。

　　舊中國，各地軍閥割據，東北軍實力雄厚。蔣介石千方百計地想了解與拉攏東北軍，幾次派人去收集情報都失敗了。1930年上半年，陳立夫、徐恩曾派錢壯飛去完成這項艱巨任務。中共中央特委研究后，考慮我們黨在東北地區的情報工作也要加強，便派陳賡扮作隨員與錢壯飛一同去東北。于是，陳賡、錢壯飛拿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證件，花著國民黨提供的經費，一邊調查國民黨想了解的情況，一邊巡視中共中央特科組織在東北與華北地區的工作。同時，在沿途中共地方組織的幫助下，帶回許多重要的情報資料，為黨中央了解東北、華北情況發揮了作用。他們回上海后，錢壯飛與父親連夜加班，把當地報紙上的消息剪貼拼湊，加上一路收集到的有真憑實據的東北軍內部情況，寫了一份四萬多字的詳細報告。錢壯飛帶回南京，徐恩曾看后連聲稱贊。不久，國民黨中常委秘書長陳立夫提出，除了搜集共產黨的情報，還要搜羅其他黨派與地方勢力的情報，準備進一步擴大特務組織。利用這個機會，父親報經中央特科同意，又認真“幫助”國民黨在全國各地建立情報網點，背地里為我們黨的情報工作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巧取密碼本，粉碎國民黨第一二次圍剿

　　盡管如此，徐恩曾掌握的許多絕密信息，錢壯飛還是接觸不到。因為特務系統嚴格規定，凡屬絕密電報，只能由負責長官親自翻譯，不能讓第三者插手。這個密碼本裝在徐恩曾的口袋里，為了弄到密碼本，錢壯飛與父親花了不少腦筋，終于想出一條妙計。

　　徐恩曾性情放縱，喜愛女色，平時在南京上班，每逢周末就到上海吃喝玩樂、嫖女人，這已成為慣例。父親投其所好，在上海幫他租了一套房子，讓他感到安全方便。有一次，錢壯飛陪徐恩曾來上海開會，晚飯時徐又看上了一位漂亮姑娘。父親“關心”地說，去那種地方你貴重物品最好不帶，錢也不要多帶，小心為上。徐恩曾覺得有理，正在沉思。錢壯飛指著他身上小聲提醒，那個密碼本千萬收好，萬一出事，上司追查，你可擔待不起!徐恩曾猛然警覺，猶豫片刻，便將密碼本交給錢壯飛替他暫管。徐恩曾離開后，父親與錢壯飛十分興奮，立即用照相機將這個難得到手的密碼本翻拍一遍。從此，特別小組不僅掌握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秘密，而且掌握了國民黨中央和蔣介石的重要機密。

　　1930年9月的一天，錢壯飛在南京“正元實業社”辦公，收到陳立夫發給徐恩曾的一批絕密文電。內容是蔣介石親自主持“江西剿共會議”，調遣江西省長魯滌平與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率領十萬大軍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策略，進攻毛澤東、朱德領導的江西蘇區，企圖六個月內把這里的紅軍一舉殲滅。特別小組將這個情報迅速報到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很快通知江西蘇區做好迎敵準備。1930年11月，國民黨軍隊三路進攻，氣勢洶洶，蘇區軍民早有準備，粉碎了敵軍第一次圍剿，取得重大勝利，消滅敵軍約20000人，繳獲許多武器彈藥。

　　1931年4月，蔣介石又策劃發動對蘇區紅軍的第二次軍事圍剿，動用兵力20萬，比第一次增加一倍，軍政部長何應欽親自指揮，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策略，進犯江西蘇區。這個情報，再一次被特別小組獲得，報告中共中央。結果，從四月初到五月底，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確指揮下，經過五次大戰，消滅敵人30000多，繳槍20000余支，又獲大勝，鞏固與擴大了江西中央蘇區。

　　“龍潭三杰”舍身保衛黨中央

　　1931年4月初，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護送張國燾、陳昌浩等從上海去武漢，再去鄂豫皖蘇區。護送任務完成后，顧順章沒回上海，在武漢用“化廣奇”的藝名上臺表演魔術。4月24日，顧順章在臺上表演時，被一個名叫尤崇新的叛徒發現，尤立即報告國民黨武漢行營偵緝處將顧順章逮捕(尤崇新原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員，1930年叛變后，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工作，他知道“化廣奇”就是顧順章)。顧被捕后，表示愿意戴罪立功，當場說出了中央特科掌握的有關武漢偵緝處等情況，接著，武漢行營派兵捕獲了十多名共產黨員。顧順章為了抬高身價，表示自己還知道共產黨中央的所有機密，必須盡快見到蔣介石才能全盤交代，否則不談。當天，蔣介石接見，顧順章便把所知道的共產黨機密全部供出，包括周恩來、瞿秋白、李維漢、秦邦憲、王明、向忠發的住址，及中共中央機關辦公地點等。

　　顧順章被捕是件大事，國民黨武漢行營為了邀功，在4月25日晚間，連續拍發幾份絕密電報，緊急報告南京特務機關徐恩曾并轉陳立夫。恰巧4月25日是星期六，徐恩曾不上班。晚間辦公室只有錢壯飛值班，他便用復制的密碼本進行翻譯。錢壯飛看到這些電報，一面假裝無事模樣，把這些來電原封不動地放在徐的辦公桌上；一面趕緊回家，把女婿劉杞夫叫起床，連夜乘火車趕到上海，并再三叮囑，一定要把這些特急電報親手交給“舅舅”(即李克農)。4月26日清早，劉杞夫到達上海，因為星期天不是接頭的日子，他跑了幾個地方才把“舅舅”找到。李克農一看電報立刻感到事態嚴峻，必須馬上報告中央。但偏巧這天不是他與陳賡接頭的日子，不但找不到陳，連地下交通員歐陽新也聯系不上。他冷靜下來，安頓劉杞夫快回南京，保護錢壯飛的安全，并從身上掏出錢來，給劉以防萬一，告訴他此去可能兇多吉少，要做好思想準備。同時苦思良策，決定突破規定的聯絡程序，先找到江蘇省委機關再共同尋找陳賡。所幸于4月27日(星期一)早晨，在汽車出租公司把陳賡找到。一聽報告，陳賡也很著急，立即報告周恩來。周恩來當機立斷，采取緊急措施，迅速安排陳云、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盡快轉移，凡屬與顧順章有聯系的關系全部切斷。接著，父親一手拉著秦邦憲、一手拉著王明，把他們護送到安全地帶。完成中央機關轉移任務后，他又用“克潮病篤”的暗語，發電報通知天津胡底及早轉移。

　　4月27日，徐恩曾親自帶領張沖、顧建中連夜趕到上海，組織大批軍警，會同英、法租界巡捕房，在4月28日(星期二)上午共同行動，組織全市大搜捕，要把共產黨領導機構一網打盡。哪知所到之處，大都人去樓空，除了個別單位未及通知遭受損失外，其他一無所獲，這令蔣介石異常氣憤。由于這次斗爭影響重大，特別小組貢獻突出，周恩來稱贊李克農、錢壯飛、胡底為“龍潭三杰”。

　　由于顧順章叛變，特別小組完全暴露，上海難以立足，遵照黨中央的指示，父親去了江西中央蘇區，擔負了新的諜報任務。(摘自《懷念家父李克農》 李力著 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版)

文章來源: 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