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2007年11月10日，《智取威虎山》中的楊子榮、《沙家濱》中的阿慶嫂、《紅燈記》中的李鐵梅等40年前廣泛出現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的革命樣板戲劇照在北京798藝術區全面展出。 中新社發 鄭雄增 攝

     資料圖：香港普藝拍賣公司二零零六年九月十六日拍賣部分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工藝品。日前該公司對新聞界展示部分像章﹑陶瓷制品﹑壁毯﹑及一些有毛主席畫像的工藝品﹐其中一組“革命樣板戲”彩繪人物工藝瓷盤令人關注。－－《白毛女》。 中新社發 宋吉河 攝

　　1978年冬天，（北京市）海淀區前進電影院放映員陳勝民偷偷地把英子帶到了三層狹窄的放映室。他用這種方式和女朋友約會。在看過近百場免費電影之后，英子嫁給了當時風光無限的電影放映員。

　　2002年，陳勝民和英子再一次走進了電影院。大專畢業的兒子用第一個月的部分工資，請他們到當時北京最先進的影院之一的華星影城，看了一部美國大片。

　　觀影高潮

　　陳勝民偷偷地把英子帶到了三層狹窄的放映室，挑了最左邊的一個放映窗口，搬來了凳子，對她說：“這就是你的專座啦。”接著，他裝好拷貝，點燃了碳精棒，開動了老式的電影放映機。30年后，陳勝民還記得那場《追捕》——每次換拷貝后，他借著昏暗的燈光，總能看見英子湊在小小的放映窗口前那張聚精會神的臉。

　　那是1978年的冬天，24歲的海淀區前進電影院放映員陳勝民就是用這種方式和女朋友英子約會。每次“約會”完，陳勝民總會帶著英子去附近的飯店要兩碗面，在別人艷羨的目光中喊“加雞蛋、加肉絲”。在看過近百場免費電影之后，英子拒絕了長相、身材、學歷都比陳勝民好的另外幾名追求者，嫁給了當時風光無限的電影放映員。

　　1976年文革結束之后，禁錮了十年的群眾文化生活驟然間得到解放，被封存的幾百部中外影片陸續重新上映，電影院再度火爆起來。一票難求使得電影院職工成了香饃饃，每個月的幾張招待票都能夠讓陳勝民換到當時緊缺的肉票、糧票、油票。

　　“那會兒新拍的片子還沒出來，只能挑原來的放映，什么《平原游擊隊》、《白毛女》、《英雄兒女》，還有蘇聯的《安娜·卡列尼娜》，每場都爆滿。樣板戲也放，觀眾也不少，不過沒有老電影那么多。”陳勝民還記得，1976年冬天重放老片《洪湖赤衛隊》，800多人把放映廳坐得滿滿的，音樂響起時，全場跟著合唱“洪湖水，浪打浪”。雖然天氣寒冷，放映廳里連暖氣都沒有，但觀眾們都激動得滿臉通紅、直冒大汗。

　　那幾年是陳勝民最為忙碌的一段時光。每天8點上班，有時候碰上晚上加映，到凌晨一兩點才能回家。陳勝民說，當時北京幾乎就沒什么娛樂，加上大批知青陸續返城，每天全市各個電影院門前都人山人海。“大家也不挑，只要是部電影，上座率就至少五成，到了晚上和周日肯定是每場滿座，有時還在過道加座兒。每逢節假日，附近的機關、工廠都排著隊包場，甚至《臺風》這樣的科教片也看得過癮。”讓陳勝民記憶深刻的是，1978年重放平反的戲曲電影《紅樓夢》時，他凌晨剛下夜班，售票處已經有不少人排隊等著天亮買票了。

　　從1978年開始，大量文革后制作或引進的新電影涌現，將中國電影推上了一個巔峰。雖然1979年生產的影片只有50多部，但中國大陸電影的觀眾人次達到了279億，平均每天有7000萬次的觀眾看電影，創造了中國電影至今為止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歷史紀錄，同時也為世界電影史創造了一個奇跡。

　　“文革十年的文化壓抑過于沉重，因此在文革后全民需要一種宣泄和釋放，電影成了一個最適合的載體。”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教授、中國電影史專家陳山分析道。

　　八億人看八部戲

　　陳勝民1974年參加工作進入前進電影院，那是電影院最為蕭條的時光。電影院經常被挪用為開批斗會的場地，只有在沒有其他用途的時候，才會放電影。普通觀眾能夠看到的只有八個樣板戲以及“老三戰”(《地雷戰》、《地道戰》、《南征北戰》)。很多人總結文革時期的電影，就是“八億人看八個樣板戲”。

　　陳勝民回憶，那時觀看樣板戲影片也是一項“政治任務”，機關、工廠、學校要組織集體觀看，門票也是半價出售。除了包場外，很少有人花5分錢、1角錢去看樣板戲。電影院有時也會放些供批判的“毒草”電影，這時人才會多些，不過大多數觀眾都在電影放映后才摸黑進場，快結束的時候就提前離席。

　　不僅電影院，電影拍攝也一片沉寂。從1966至1970年間，全國各地電影制片廠無一部電影問世，許多知名導演和演員遭受迫害，絕大部分建國后的影片被認為宣揚封、資、修低級趣味和為“走資派”歌功頌德遭到禁映。1970至1972年，北京電影制片廠等受命攝制了包括《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在內的八大現代京劇樣板戲。

　　即使如此，在農村，人們仍然愿意從單調的電影中尋找起碼的慰藉。曾在江西下放的上海知青吳艷蘆說，由于平日沒有其他的業余生活，一月一次的露天電影是整個鎮子的節日，她和幾名知青從中午就要出發，走十多里的山路到鎮上，很多老鄉提前三個小時就搬著凳子來占座。由于早已沒了座位，他們往往和一群孩子在銀幕的后面看電影，“除了下面的字幕是反的，其他都沒什么區別。”她下放期間仍看了《紅燈記》13遍，《沙家浜》9遍，至今還能唱出大段的臺詞——原因很簡單，那時的文化生活，比電影更要單調。

　　早在文革開始后，出于拍攝樣板戲和反修的需要，國內曾引進過不少國外影片，但這類影片都不能公開上映，只能在一些中央部委禮堂和少數電影院有限制地放映，被稱為“內參片”，只有少數人才有資格觀看。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的陳山當年正在北京大學讀研，他整天奔波于各個部委禮堂，就為了多看幾部“內參片”。有些影片甚至沒有譯制，有一名懂外語或看過的人站在一旁，按照情節發展進行講解。

　　人性登上大銀幕

　　1978年，知青吳艷蘆回到了上海。這一天，她從親戚手中，拿到了兩張“金貴得不得了”的電影票，電影的名字是《望鄉》。這部反映日本妓女生活的電影一經放映，就轟動一時。吳艷蘆還記得，當出現一些裸露鏡頭時，電影院里無比安靜，同去的女伴甚至不好意思地扭過頭，緊緊地抓住吳艷蘆的手，卻不時用眼角偷看銀幕。

　　包括《望鄉》、《追捕》和《狐貍的故事》在內的三部電影，是鄧小平1978年訪日后，為了加強中日間的文化交流，從日本引進的。盡管經過了嚴格的刪減，仍給當時的國人帶來了無比的震撼。

　　1978年，對于與政治風云息息相關的中國電影來說，也是一個轉折——“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重新被作為文藝方針提出。

　　電影的政治宣傳功能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但一個事實是，文革時期《新聞簡報》類型的電影突然沒了蹤跡，偶爾作為暖場在電影之前播放。而大量“文革后”新片涌現之后，連樣板戲也很少上映了。

　　根據《關于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本精神，對歷史和現實進行反思，以謝晉、滕文驥、楊延晉、于洋為代表的第三、第四代導演，在親身經歷過十年浩劫之后，推出了《天云山傳奇》、《人到中年》、《芙蓉鎮》、《戴手銬的旅客》等一系列“傷痕電影”，將文革期間知識分子等小人物的情感、思想和生活遭遇搬上了銀幕。“人性”的挖掘成為了這一時期電影的主題，人物不再是完美無瑕，而變得有情有義、會哭會笑，一改文革電影的階級斗爭主題、過程模式化、對話口號化。

　　此外，為響應當時解放思想、改革創新的時代潮流，出現了如《小花》、《生活的顫音》、《苦惱人的笑》、《廬山戀》等影片，在題材和電影語言上進行了新的探索。

　　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內地曾經盛行過多種多樣的類型片，這樣的影片在文革期間乃至文革前都難以想象，包括喜劇片、農村片、愛情片、戲曲片、兒童片、反特片等等。各類型的電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觀影高潮，《白蛇傳》、《咱們的牛百歲》都創造了數億人次觀影的票房奇跡，而《少林寺》在幾角錢一張票的情況下還收入一億票房。每年的金雞百花獎都能收到數百萬的來信投票，連帶著《大眾電影》也洛陽紙貴。

　　此后，我國陸續從法國、日本、南斯拉夫、印度等國引進了一系列影片，如《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橋》、《冷酷的心》、《大篷車》等。這些國外演員的裝束、外形都成了時尚潮流，青年們開始蓄留“石村警長”發型，穿“瓦爾特”服裝，電影臺詞也成為人們交往的時尚用語……

　　電影已經成為一扇打開外面世界的窗戶，那時，很多女孩子上電影院看譯制片，更在意女主人公穿了什么樣的好看衣服，尋思著給自己也做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