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再度爆冷，頒給法國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勒克萊其奧，圈內人熱議未止。盡管勒氏的作品不太容易“看懂”，而且他的確不在全世界頂尖作家之列——單單拿出美國的菲利普·羅斯、約翰·厄普代克兩位大師就應該能把他比下去，但諾獎頒給他而不是其他作家，更不是我們中國作家，這自有道理。

　　這些年來，中國文學界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期待都有點“瘋魔”了，由最早的虔敬到憤懣再到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諾貝爾文學獎之于偌大的中國簡直成了一個揮之不去的“灰色寓言”。但說真的，當代中國作家確實還拿不了諾獎，他們還沒這個實力。

　　諾獎從上世紀誕生之初一直是世界文學領域的至高榮譽，尤其1990年代以前的諾貝爾文學獎雖然偶爾看走眼，但獲獎作家的實力與威望大多配得上，如瑞典的拉格羅孚，德國的托馬斯·曼，美國的福克納、海明威，法國的加繆，日本的川端康成等，無一不是世界文壇巨擘。1990年代以后諾獎評委們似乎屢屢“犯錯”，把它頒給圣盧西亞的德里克-沃爾科特、日本的大江健三郎、葡萄牙的薩拉馬戈、奧地利的耶利內克等，一時引起很多爭議和質疑。

　　其實無論諾獎是名至實歸還是標新立異，拋開個案不論，諾獎的標尺從沒真正改變過，從獲獎作家的作品中我們總能感受到永恒的文學真諦：充分反映人性與良知，發掘深刻的精神內涵、推動人類的整體進步。按照如此“苛刻”的標準，早先有資格獲獎的中國作家當屬魯迅、老舍、沈從文，后來“有資格”的幾乎找不出來。

　　由于諾獎得主大多是小說家，我們不妨把當代中國小說家們的作品拿出來探個究竟。莫言是當今中國作家的翹楚，但近年來的過于“高產”和驚人的寫作速度讓人很難相信他正在不斷超越自己和其同行，比如《生死疲勞》就是一部僅花了40多天就“刷”出來的“巨作”，盡管它一如既往地關注農村和農民的發展變遷，但那種“混沌的史詩”做派讀之令人生畏，反而失去了當年《紅高粱》時期的凌厲和精準。如果說他把古典小說的章回體搬上來就“民族化”了，把詩歌地名原封不動排列在一起就“原生態”了，那創造一部“杰作”似乎也沒什么難的。

　　賈平凹近年來也勤奮高產，但我們也看不出他的《高老莊》《秦腔》之類的大部頭比他早先的“商州系列”到底好在哪里。相反，他陳舊的“五四式”語言一再證明這位中國文壇的“領軍人物”并沒有對現代漢語作出特殊貢獻。

　　余華一度是中國先鋒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十年磨一劍捧出來的《兄弟》被認為是一部沒有多少品位(更不用說文學意味)的通俗小說，尤其下半部對紛亂現實的徹底失語讓人驚訝地發現，當年的先鋒作家們在面對紛繁復雜的當下生活時已全線潰敗。借用南京作家韓東的話說，《兄弟》亮出了先鋒作家們缺少“真功夫”的致命傷。

　　這個名單上還可以列舉出鐵凝的《笨花》、蘇童的《碧奴》、張平的《國家干部》、姜戎的《狼圖騰》、畢飛宇的《平原》、王蒙的《青狐》……

　　客觀地說，當代中國作家的部分大作確實受到不少讀者熱捧并取得了空前的市場成功，也展現了當代中國文學的相當實力，但如果我們認真打量，中國作家的創作狀態和小說水準就不那么樂觀了。文學評論家李敬澤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近年來中國當代長篇小說100部里能挑出20部可讀的就不錯了，而且也就剛剛及格。對現實的普遍焦慮、無從把握，似乎是當代中國作家們的顯著特色。

　　按照李敬澤的話說，幾乎所有的當代中國小說家都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文學信念來寫作，寫作中的支配力量是另外的東西，是他身后的讀者和觀眾，作家總是焦急地考慮如何取悅讀者，如何才能不被時代“遺忘”；另一方面，作家們在面對如何處理現實、處理當下的復雜經驗時往往感到緊張莫名、力不從心。

　　這兩大焦慮帶來兩大問題，一方面是出現太多偷懶的所謂“寫實主義”，另一方面是出現大量的“仿史詩”小說。前者僅僅滿足于講故事，后者不過是拉長時間跨度，讓歷史強力介入。李敬澤認為，這兩類寫作很可能使我們的小說失去對于精神狀況包括真正的精神境遇的認識樂趣，作家們往往拿一些庸俗的東西來迎合、來敷衍。更重要的是，當年先鋒作家們對于小說藝術的默默探索已經沒有多少“繼承者”了，作家們似乎有一個故事、一個正確立場就足夠，完全缺乏對當下復雜經驗賦予新的藝術形式的努力。如此浮躁的寫作狀態和文學現實，怎么可能產生振聾發聵的巨著，又怎么可能誕生足以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大家？

　　當然，中國當代作家遲遲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中國文學遲遲得不到世界認可也有很多非文學的因素，比如翻譯、意識形態、文化觀念，等等，但據此就認為中國作家“可以不必在乎諾貝爾文學獎”顯然是一葉障目；說到底，眾多當代中國作家仍然缺少厚重的文化思想，更缺少獨立品格的勇氣和良知。從這樣的角度上判斷，當代中國作家一時還難以寫出精神內涵與外在形式相得益彰、傳統文化與當下生活水乳交融、人性特質與荒誕寓言相輔相成的鴻篇巨制，他們距離諾貝爾文學獎還差得遠。

　　(陳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