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先后結了4次婚？孔子的身高為2.21米，與姚明幾乎一般高？近來史界的獵奇之風甚囂塵上,有一地雞毛之勢。“要警惕史學研究目前出現的‘狗崽隊化’。”學者孫江在回國講學時如是表示。近日，在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聯合召開的“紀念喬志強先生誕辰80周年暨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學術研討會”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李長莉提出，“細碎化和描述性兩大缺陷，已成為制約史學研究發展的瓶頸，尤其是在社會史領域”。李長莉此語，獲得了與會學者的共鳴。

　　上世紀80年代初，社會史研究還是歷史研究領域的新角色，但在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社會史研究炙手可熱，成為史壇主角，很多學者、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學者都“趨之若鶩”，但問題也同時出現了。“研究題目都很細小，很瑣碎，某一個村、某一個廟，或者描述某一家族如何如何，一擁而上，卻形不成整體的研究，也沒有一種理論的解釋。”李長莉說。“好像對史料的占有和搜集越趨多元化就越能證明對史學擁有一種解釋的霸權，擁有了不同于傳統文本類別的史料就具有了認知真實歷史的資本，這確實是一種誤區。”學者楊念群舉例說，譬如，所謂新文化史研究出現一種趨向，專門挖掘舊式文人的隱私生活，越怪越好，社會史則專門發掘鄉村里邊那些稀奇古怪、為文明的城市人所不知道的東西，或者是研究只是為了滿足人們對歷史的獵奇賞玩心態，成為人們飯后茶余之談資，淪為地攤讀物，“但對于歷史真相的發現無有助益”。李長莉告訴記者，學術研究需要一定的基礎研究，需要研究具體的社會現象，但這些只是研究的初步，歷史研究的目的還是通過個案透視解釋中國歷史變遷的普遍性理論，所謂“讀史治史當觀大治得失”，而不是“為了敘事而敘事，為了描述而描述”。李長莉強調：“從具體研究上升到普遍的理論，才是成熟學科的一個標志。”

　　史學研究的“碎片化”究竟是何時開始的呢？楊念群告訴記者，原來的史學研究都是大敘事、大框架，特別關注歷史發展的趨勢和規律，但缺乏對鮮活細節的洞察，也沒有人的活動身影，因此其解釋框架顯得粗糙無趣。“所以，我們開始眼光向下，開始做社會史，覺得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基層社會其實很重要，中國的社會史由此起步，力圖回避一些相對空洞的大的結構和大的敘事。好處就是我們對基層社會和日常生活有了很多的面向和了解，但問題是，可能會鉆到牛角尖，滿足于對一些很細碎的場景、或者稀奇古怪的材料的占有而自得。”為此，楊念群呼吁，對“眼光向下”的研究方法的評價要慎重，首先要肯定其價值和貢獻，史學研究也需要多元解釋的途徑，只是對個案的發掘中，不要放棄對整體史的思考。

　　李長莉還表示，可用“綜合法”“理論法”和“跨學科法”來矯正史學的“碎化”傾向。她指出，“綜合法”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來研究歷史問題。比如國內三大社會史中心之一的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多年來進行的山西地方史研究、近年來開展的集體化時代的中國農村社會研究，就是從不同層面解讀歷史事件、厘清錯綜復雜的歷史脈絡。“理論法”，則是借鑒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來觀照中國歷史問題，比如公民社會的理論等。

　　史學研究要警惕“敘事化”，并不是“不要敘事”，只是不要“為了敘事而敘事”。李長莉表示，歷史是縱向的，研究歷史要看到前后變遷的脈絡，所以必須要記敘。但“如果僅僅把歷史敘事理解為講故事，誰都可以寫，這是最大的誤解。”

　　喬志強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史學家，是中國社會史重要的奠基人，由他主編的《中國近代社會史》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社會史專著，在史學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先生逝世10年、誕辰80周年之際，在先生身前任教的山西大學舉行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具有了不同尋常的意義。 　　

　　記者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