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兩個凡是”挑戰，既需要政治勇氣，又需要政治藝術

　　“兩個凡是”從哲學上講是站不住腳的，從政治上講是保守的、停滯的。但是，對當時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堅決執行“文化大革命”路線而得到權力的人而言，“兩個凡是”是必須固守的防線。守住了這一防線，就保住了既

　　得利益。從當時的群眾感情上看，“兩個凡是”還有相當的基礎。群眾這種樸素的感情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當大的阻力。所以，在毛澤東逝世后的一兩年內，向“兩個凡是”挑戰是有風險的。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華國鋒、葉劍英寫了一封措辭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的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說這封信措辭巧妙，第一，它表現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的姿態。不僅現在高舉，而且世世代代高舉。第二，毛澤東思想不僅指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而且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三，它完全采用當時流行的政治術語，沒有一絲“反潮流”的痕跡。但是，這封信的內容卻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準確的、完整的”這兩個伸縮性很大的詞語，替換了毫無伸縮性的“兩個凡是”。

　　華國鋒可能還沒有覺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向全黨轉發了這封信。

　　在決定鄧小平第三次復出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又作了題為《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講話。他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

　　他這里又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體系”。這一提法，掃蕩了“文化大革命”中“打語錄仗”的惡劣做法，使人們能夠接受。但也使毛澤東晚年思想的約束變得有彈性了。

　　公開場合注意策略，私下直接挑戰

　　在公開場合的言論，鄧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談話，他就直接向“兩個凡是”挑戰了。1977年5月24日，他對王震和鄧力群說：

　　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即汪東興和李鑫——引者注)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清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把毛澤東同志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一個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毛澤東同志自己也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毛澤東同志說，他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情……馬克思、恩格斯也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在這段談話中，鄧小平抓住華國鋒講話中的矛盾，直接向“兩個凡是”提出挑戰。

　　華國鋒迫于形勢，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1976年“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表達自己對周總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華國鋒這句話就違背了“兩個凡是”：毛澤東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說是合乎情理的呢？華國鋒在這次會上還說：“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鄧小平是毛主席親自撤職的，讓他出來工作，不是違背“兩個凡是”嗎？

　　鄧小平抓住了這兩句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華國鋒無回旋之地。

　　從“兩個估計”入手進一步挑戰“兩個凡是”

　　接著，鄧小平從對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入手，進一步向“兩個凡是”挑戰。所謂“兩個估計”，是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的政治結論。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文件是毛澤東審閱過的。“兩個估計”是壓在知識分子頭上的兩座大山。鄧小平把推翻這兩座大山作為突破口，再去推翻其他一座又一座大山。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一開始就推翻了這“兩個估計”。9月19日，他直截了當地對當時主管教育工作的劉西堯說：

　　毛澤東同志劃了圈，不等于說里面就沒有是非問題了。我們不能簡單地處理。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關于我的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同志也是劃了圈的。天安門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說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后臺，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怎么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十七年培養出來的？

　　然而，要推翻這些是不容易的。在鄧小平講這番話后不久，《紅旗》雜志發表了“文化部批判組”的題為《一場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斗爭——批判“四人幫”的“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國以來對文藝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掃蕩。(《鄧小平時代》楊繼繩著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