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初，我國遭遇嚴重的經濟困難，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要求精減城市人口 2000萬，為此，成立中央精簡小組，楊尚昆為組長。90年代，楊尚昆撰寫《回憶錄》，多次談到要系統地談談精減城市人口問題，但是，他當時的精力

　　主要集中在寫好《回憶錄》第一冊(即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精減城市人口問題一直排不上日程。為了幫助他回憶，我根據他平時的談話，并收集了一些資料，整理出一份素材請他審閱。他看得很認真，在材料上畫了許多標記，對我說：“你整的這份材料有用，它勾起我很多回憶。讓我準備準備，等忙完了這一段，系統地講一講。”遺憾的是，《楊尚昆回憶錄》第一冊內容基本談完以后，他又忙著撰寫紀念周恩來、劉少奇和彭德懷百年誕辰的3篇文章，詳細談精減城市人口問題的承諾始終未能實現。

　　精減城市人口2000萬，是我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楊尚昆一生中完成的最艱巨的任務之一。現在，根據他審閱過的那份材料，將楊尚昆主持中央精簡小組工作情況簡述如下。

　　楊尚昆又一次當了“聽用”

　　楊尚昆說：“我多次講過，我這個辦公廳主任是個‘聽用’。沒有明確由誰管的或是誰也不愿管的，但又必須有人管的事情，都會落在我頭上。比如，三年困難時期，要精減城市人口，就不知道為什么也要我去管。精簡工作本來是習仲勛、安子文他們在抓，習仲勛是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安子文是中央組織部部長，由他們抓精簡，可以說是名正言順。出乎意料，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夕，1月6日，周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召開會議，部署精兵簡政。會上，周總理指定以我為主組成一個小組，指導全國精簡工作。你說怪不怪？當時我想，這是周總理代表中央宣布的決定，明知工作艱巨，困難重重，作為一名黨的高級干部，也只能服從分配，把任務接下來，盡力而為之。”

　　動員安置2000萬城市人口離開城市返回農村，實在是迫不得已的事。周總理說這相當于一個中等國家全國大搬遷。彭真說，即使最講服從命令的軍隊，把一兩千萬軍隊從這個戰線調到那個戰線，也不容易。但是，這項任務居然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完成了。楊尚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這樣的奇跡也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才能出現。當時我們告訴回鄉的職工，一旦國家形勢好轉，將優先把他們請回來。但是，時隔不久，一場‘文化大革命’攪亂了整個中國，國民經濟陷入更大的困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中的富余勞動力一部分重新進入城市，更多的人被吸引到鄉鎮企業，離土不離鄉，問題就這樣解決了。”

　　貫徹“八字方針”，壓縮城市人口

　　楊尚昆說：“現在50歲左右的人對三年困難時期恐怕記憶猶新。那時幾乎人人吃不飽飯，許多人身患浮腫，一些地方出現餓死人的現象。那幾年，困難到什么程度？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什么都要憑證，全面計劃供應。每人的糧、油定量都要砍一刀。1961年，北京市每個居民只發3尺布票。彭真解釋說，3尺布票做衣服當然不夠，是讓大家買點布打補丁用的。3尺布還不能全部用來打補丁，因為你買1條毛巾，也要收你幾寸布票。那時真是困難啊！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不得不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開始醞釀于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國家計委根據會議精神向國務院報送了《關于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提出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應以整頓、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產能力為輔。周總理在審閱這個報告時認為與其講整頓不如提調整，并建議增加“充實”二字，從而形成了完整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9月30日，中央批轉了國家計委的這份報告。但當時提出調整國民經濟，出發點仍然立足于繼續“躍進”，因此，很難真正貫徹執行。

　　1960年8月14日，中央發出《關于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第一次提出要大量精減非生產人員，充實生產戰線。一個月以后，中央批轉了習仲勛《關于中央各部門機構編制情況和精簡意見的報告》，并決定成立中央精簡干部和安排勞動力五人小組，由安子文、習仲勛、馬文瑞、錢瑛、劉仁組成，安子文任組長，習仲勛任副組長，統一領導精簡工作。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批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但是，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并未根本克服，全會以后，“八字方針”的貫徹落實仍然執行不力。

　　4個月以后，1961年5月，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中央又一次召開工作會議。會上周總理作關于糧食問題和壓縮城市人口的報告。他說，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辦法，是從城市壓縮人口下鄉。如何壓法？最重要的方針，就是人從哪里來，回到哪里去。我們的職工人數還可以壓低，壓低并不影響我們的建設，反而可以節約勞動力，提高勞動生產率。3個人的飯3個人吃，不要5個人吃。陳云著重講了精減職工和動員城市人口下鄉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面前擺著兩條路供我們選擇：一個是繼續挖農民的口糧；一個是城市人口下鄉。兩條路必須選一條，沒有別的什么路可走。我認為只能走壓縮城市人口這條路。對此，楊尚昆感慨地說：“那時我剛剛從河北徐水、安國等地搞農村調查、宣讀《人民公社六十條》回來，當地農民口糧每人每天一般不足1斤原糧，加上在食堂吃飯浪費多，社員吃不飽，特別是主要勞動力吃不飽是普遍現象。因此，我深深體會到陳云同志這篇講話講得深刻，講得及時，真正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這次工作會議結束以后，精減城市人口工作開始認真地抓了起來。

　　1961年8、9月，中央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第二次廬山會議)。這次會議統一了對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重要意義的認識，是調整國民經濟的真正開始。廬山會議最后一天，10月6日，中央批轉國家計委黨組《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后兩年補充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對八屆九中全會規定的各項指標作了很大的調整。比如鋼，從原定1961年產量為1900萬噸猛降為850萬噸。

　　當時，由于被動員回鄉的大多是因為“大躍進”進城不久的新職工；同時，當時城市供應比較困難，農村的糧食、副食品可能相對地比城市反而寬松些，阻力比設想的要小，因而，精簡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1961年全年精減職工873萬人；城市人口減少1000萬人左右，減少糧食銷售40億斤。

　　七千人大會

　　廬山會議后，“八字方針”開始得到貫徹，但經濟形勢仍未擺脫困境。不久，1961年10月，蘇共召開二十二大，赫魯曉夫反華升級。國際、國內形勢使黨內出現新的思想動向。一些同志為了回擊國外反華勢力對我的攻擊，主張拼命也要趕英超美，急躁情緒又滋長起來；更多的同志，主要是縣和縣以下基層同志，對于上級領導的主觀主義、高指標、瞎指揮存在埋怨情緒，要求發揚民主，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扭轉困難局面。中央考慮了這些情況，在11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醞釀召開一次擴大到有縣一級干部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根據這個精神，11月13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12月20日先召開一次例行的工作會議，1962年1月再召開一次擴大到有縣級領導干部和重要廠礦、企業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這就是后來的七千人大會。

　　1962年1月11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參加會議的共有7118人。七千人聚在一起開會、議事，這在古今中外恐怕都是個創舉。劉少奇向大會提交了一個書面報告。報告里關于“精兵簡政”問題的文字不多，但分量很重，明確指出，精兵簡政問題是當前調整工作中的“首要問題”。

　　楊尚昆說：“這里有一個小插曲。會議開了半個多月，已臨近春節(2月5日)，大家都覺得該結束了，紛紛要求同中央領導同志照個相。1月28日，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和工作人員共8000多人，來到中南海懷仁堂后廳外的草坪上，分7次同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志合影。從下午2時開始，到3時40分結束，只花了一個多小時，就有條不紊、秩序井然地照了相。這么多人合影恐怕也是古今中外空前創舉。”

　　但是，會議沒有結束。許多人反映，想說的話沒有說完，還憋著一肚子氣；還有人反映，小組會上有人壓制民主，不讓人講話等等。這些情況反映到毛澤東那里。1月29日，毛澤東就在大會上宣布，要 “趁熱打鐵”，讓大家把話說完，會議延長到春節前閉幕。話音一落，全場熱烈鼓掌。為了防止小組會上壓制民主，中央幾位常委分別下到各組會場坐鎮。劉少奇去了安徽組，周恩來去了福建組，朱德去了山東組，陳云去了陜西組，鄧小平去了四川組。由于有中央領導同志在場，會議氣氛頓顯活躍。地、縣一級同志紛紛向省委或直接向省委第一書記提意見。2月1日，毛澤東又決定，會議再延長幾天，讓大家把要講的話都講完，痛痛快快地在北京過個春節。2月7日，周總理在大會上講話，他提出克服目前困難八條辦法。其中第一條就是堅決精簡機構，壓縮城鎮人口，精減職工人數，減少糧食供應。他宣布：“中央決定，1962年上半年要繼續壓縮城鎮人口700萬人，其中職工要減少500萬人。在上半年精簡指標實現以后，下半年還要考慮提出新的精簡計劃。這是克服當前困難最重要的一著，也是調整工作的一個重要環節。”周總理講話以后，大會閉幕。

　　會議期間印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精減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討論稿)》，聽取與會同志的意見。1月17日，又由楊尚昆主持討論了習仲勛起草的《中央精簡小組關于各級國家機關、黨派、人民團體精簡的建議》。會后，中央批轉了這個文件。

　　七千人大會期間，楊尚昆白天參加會議，晚上要聽各組討論情況的匯報，還要處理日常事務，每天搞到深夜，連續20多天，實在支持不住，最后終于病倒了。大會結束后，經中央批準，楊尚昆離京去外地休息了幾天。2月19日，楊尚昆又匆匆趕回北京，準備參加2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西樓會議)，他身體仍然疲乏，勉強支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