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6日，上海的《譯文》雜志副主編黃昱寧對外宣布：《譯文》已經走到了盡頭。而作為國內知名的純文學期刊，《譯文》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34年。從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的純文學期刊紛紛遭遇停刊或轉型：嚴肅文學期刊《湖南文學》“變臉”為時尚雜志《母語》，但仍然難逃停刊的命運；海南的《天涯》改變發行策略，走進書店銷售；我省的《延河》文學月刊更遭遇了從月發行13萬冊到現今月發行僅千余冊的“大逆轉”。純文學期刊，究竟怎么了？

　　普遍慘淡經營

　　《延河》副主編姚逸仙在聽到《譯文》停刊的消息后，第一句話便是“純文學期刊停刊現在已經太普遍了，誰停刊都不足為奇。”他甚至用“兔死狐悲”來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中國純文學期刊發展的黃金時期是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延河》則在上世紀60年代就在全國擁有相當知名度，曾被稱為‘小《人民文學》’，在文學火熱的上世紀80年代更達到超過13萬冊的月發行量。那時的《延河》售價很低，但利潤能達到20%。可是現在呢？只能說慘淡經營！眼下，全國只有《小說月報》《小說選刊》《十月》《當代》《收獲》這幾本期刊可以做到月發行量超過5萬冊。”

　　而據記者了解，5萬冊的發行量只是一條“及格線”，在這條“及格線”以上的純文學期刊基本能夠保證“造血功能”，在這條線以下的就只能等待別人“獻血”了。

　　不僅發行量大為降低，《延河》的投稿量也減少到原來的十分之一。“上世紀80年代，我們每天要從傳達室往編輯部抬兩籮筐的投稿信。現在有了電子郵箱，投稿途徑拓寬了，但稿子卻少了。”姚逸仙說。他認為，導致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是，當初的“全民文學”已經被現在的“全民網絡”所代替，“在上世紀90年代，純文學期刊曾受到電視的沖擊；而當網絡在21世紀進入家庭后，更加速了純文學期刊受沖擊的程度。網絡的信息量豐富、方便閱讀，適應了人們現在快節奏的生活方式。”

　　緣何遭受冷落

　　曾擔任《小說評論》主編的著名評論家李星同樣認為，在勞動力、稿費、紙張都漲價的大背景下，純文學期刊卻不如其他時尚雜志、影視雜志那么容易吸引廣告，經營慘淡是必然。“純文學期刊正在當前的市場化經濟大潮中被‘邊緣化’‘乞丐化’。博取一些企業或經濟情況較好的文化單位的同情，勉強度日，正成為越來越多的純文學期刊所走的路。”李星無奈地說。

　　李星認為，造成純文學期刊被讀者冷落的原因在于，真正鉆研純文學的人很少去讀文學期刊，而是選擇經典名著，“讀純文學期刊的一般都是愛好文學的青年，但對于他們而言，售價10元左右的純文學期刊太貴了。”再加上現今接觸文學作品的渠道很多，讀純文學期刊早已不再是唯一的途徑，因此它被讀者冷落是有理由的。”

　　業內人士迷惘

　　在姚逸仙眼中，雖然當前純文學期刊遭遇停刊不足為奇，但這一現象背后仍有令他感到迷惘之處：“經濟發展了，我們還需要不需要文學？需要什么樣的文學？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文學所處的地位和它所應該發揮的功能遠遠不相稱，這該如何解釋？”他認為，當代文學形式還在與經濟社會做著磨合，“并沒有找到完美的契合點。”

　　姚逸仙認為，雜志社因為具有企業化的性質，很難把嚴肅文學作為事業去做，如果刊物不掙錢，那就不能繼續辦下去。而《延河》之所以還能“活下去”，在于《延河》雜志社事業單位的屬性，可以依靠政府撥款來維持生存，盡管撥款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為了應對當前純文學期刊市場的不景氣，《延河》在內容、形式上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創新，力爭為文學愛好者保留一塊純文學的陣地。

　　記者 孫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