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頭很快便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劉少奇。為了置劉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劉少奇早年從事工人運動時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便在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種卑劣手段制造偽證,最終給劉少奇
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三頂彌天大“帽”。“文革”結束后,中央派人到遼寧調查,弄清了歷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偽證,劉少奇的沉冤終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當年是怎么策劃的,那些偽證又是怎么制造出來的,其詳細情節鮮為人知。
1967年7月,遼沈大地武斗正熾,社會一片混亂與恐怖。某日,一架從北京來的飛機在沈陽機場降落,機艙里坐著三個面容冷峻的軍人。其中一位是駐遼寧某部的軍政委,而他的任務卻只是奉命陪同兩名比他軍職低的人安全抵沈。此舉足以說明這是兩個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們是奉江青之命來沈陽的。此時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縱戚本禹組織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劃了聲勢浩大的“揪劉火線”。此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專案組得到遼寧“造反”組織的報告,說劉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是否也應查一查。戚本禹連忙于7月28日寫報告給江青:“建議迅速派專人赴沈陽組織三百紅衛兵(三人一組,分一百組共同作業),查找敵偽檔案,把劉的‘自白書’找到后,即可在適當時機公布。”江青如獲至寶,當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陽,照你的意見辦。”同一天,中央五0四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副組長巫中等二人就在某軍政委陪同下飛臨沈陽。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當天,一個具有相當級別的7人領導小組和一個下設15人的徹查辦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時間里,徹查辦發動東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萬卷檔案和報刊資料。然而,他們卻一無所獲,沒有查到劉少奇同志所謂“叛變”的任何證據,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書”純屬子虛烏有。
面對這種狀況,江青一伙豈肯善罷甘休?從歷史檔案中找不到的東西,他們要從活人口中挖出來。于是,徹查辦把1929年前后中共滿洲省委工作人員和張學良時期奉天軍警憲特的名單,以及奉天紗廠職工的花名冊印發全東北,從市到縣直至城市街道、農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徹查機構,逐一查找名單上的人,要求“活著的查到人頭,死了的查到墳頭”。
在中央專案組巫中指揮下,按照他們在北京虛構的劉少奇叛變情節,徹查辦成立了若干徹查小組,進一步沿著“奉天紗廠———警察局———法院———張學良長官公署”這樣一條線,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職的人員,不管是否了解情況,只要活著又任過職務的就列為重點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經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為證人搜羅起來。專案調查尚未開始,巫中就劃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系極為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辦案人員對“知情人”采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為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范,讓說什么就說什么,讓證什么就證什么,不達目的不罷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須有”手段還要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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