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兩月，種種因素合成一股，加上新聞媒介的推波助瀾，人民公社便如雨后春筍般起來了。全國人民，包括毛澤東在內，對國家的美好前景寄予厚望。此間，毛澤東就對赫魯曉夫說，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很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后，很窮，一窮二白。以后對工商業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我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9月10日至29日，毛澤東又先后視察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等地。他對記者們發表觀感和意見說，在大干鋼鐵的同時，不要把農業丟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麥種好，把油菜種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農業方面的任務，應當比1958年有一個更大的躍進。為此，應當把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的勞動力好好組織起來，人民公社應當普遍推廣。

　　然而，如癡如醉的狂熱之中，向來主張獨立思考，不愿為人左右的毛澤東，難道沒有從中看出點兒什么來嗎?

　　看出來了。答案是肯定的。在遂平車站對當地有關負責人的接見之中，他不是道出了自己懷疑的心情嗎：不可能吧?是不是像你說的那樣?

　　毛澤東的矛盾：又相信又不相信

　　其實，無論是在8月還是9月的巡視中，毛澤東始終沒有放棄自己懷疑的權利。在被人民的熱情、人民的干勁、人民的理想所激動、感動的時候，他會陶醉地閉上眼睛，讓多災多難的人民過上好日子，何嘗不是他為之一生奮斗的理想?但幾乎是他自身所具有的一種深刻懷疑精神，又使他時不時地會睜開眼睛。他不會懷疑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大方向，但他的確通過對基層的視察，看到了運動中的一些混亂現象和虛假情況。

　　對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也是這樣。在10月19日、10月23日、10月28日，他一連給陳伯達四封信，布置對遂平人民公社情況的調查。他要陳伯達帶上張春橋、李友久、史向生等去遂平調查7至10天，研究全縣各項問題，并帶上《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一書，邊調查邊讀書，學會善于看問題和提問題。在28日的信中，毛澤東還要求他們在遂平調查完后，再去附近的鄰縣做調查，以資比較。又讓吳冷西與田家英分赴修武、七里營兩處調查，最后大家在鄭州碰頭。

　　毛澤東這是為鄭州會議的召開做準備。他要在這次會議上澄清一些混亂思想，以利“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的發展。

　　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召開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是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全黨糾正“左”傾錯誤的開端。

　　毛澤東在多次講話中，肯定人民公社出現的“歷史必然性”，認為人民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最好形式，同時又指出要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兩種界限，總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是錯誤的。

　　毛澤東還認為，在社會主義時期，必須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他批駁了陳伯達等要求在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的觀點和做法。

　　看起來，毛澤東有決心糾正一些錯誤傾向。鄭州會議剛完，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又在武昌召開，會議圍繞人民公社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著重討論了高指標和浮夸風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說，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真理也破了。不要弄虛作假，不要虛報成績，不要去爭虛榮，要老老實實，要壓縮空氣，要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降下來，要有清醒的頭腦。現在的嚴重問題，不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這就危險。

　　11月25日，毛澤東看了《宣教動態》第145期上云南省委寫的關于一部分地方發生浮腫病問題的材料，寫了《一個教訓》一文，指出這種幾乎普遍存在的問題，同我們把工作任務提得太重有密切關系。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干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干，少干一點兒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他提出，任務不要提得太重，生產生活同時抓。

　　緊接著，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會議做出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指出，現階段的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從它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需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需要經過更長得多的時間。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

　　到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更要求解決1958年秋季公社成立后的窮富拉平、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共”各種“產”的“共產風”問題，他要糾正這種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傾向……

　　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發展。然而到1959年夏季，廬山風云突變，彭德懷被批，整個形勢急轉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