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書

　　畢業(yè)后下鄉(xiāng)，我插隊在一公社茶場。這里有一百多號知青，一百多號本地農(nóng)民，分三個工區(qū)六個隊，負責近6000多畝茶園和少許稻田。在地里勞動的時候，尤其聚在樹下或坡下工休的時候，聊天就是解悶的主要方法。農(nóng)民把講故事稱為“講白話”，一旦喝過了茶，點燃了旱煙，就會叫嚷：來點白話吧，來點白話吧。

　　農(nóng)民講的多是鄉(xiāng)村戲曲里的故事，還有各種不知來處的傳說，包括下流笑話。等他們歇嘴了，知青也會應邀出場，比方我就講過日本著名女間諜川島芳子的故事，是從我哥那里聽來的，頗受大家歡迎。

　　黃某不是我的同學，是他留城的姐姐托付給同學帶下鄉(xiāng)的。他個頭小，平時不大言語，只喜歡拉拉小提琴，不過肚子里還真有料，話閘子一打開都是我們聞所未聞之事。魯仲連義不帝秦，信陵君竊符救趙，孟嘗君受教馮諼，當然還少不了嫪陽具奇?zhèn)ズ托�太后私通大臣之類黃料……我多年以后才知道，這些大多來自《戰(zhàn)國策》和《史記》，不知黃某什么時候讀在眼里，記在心頭。

　　易某最喜歡講戰(zhàn)爭史，每講到將領必強調軍銜，每講到武器必注明型號，顯示出驚人的記憶力，儼然是個軍事行家。我就是從他嘴里得知二戰(zhàn)期間的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諾曼底登陸戰(zhàn)役、隆梅爾的北非戰(zhàn)役，以及德國的容克52和美國的M2。多年以后我發(fā)現(xiàn)，他肯定讀過《朱可夫回憶錄》、《第三帝國的興亡》一類的書，只是他的記憶有偏向，對軍銜和型號記得太多，重要情節(jié)反而錯漏不少，比如常把英國混同美國，對兵員數(shù)和鋼產(chǎn)量也多是信口胡編。

　　這些閑聊類似于說書，其實是中國老百姓幾千年來重要的文明傳播方式。在無書可讀的時候(如“文革”中)，有書難讀的時候(如文盲太多)，口口相傳幾乎是一種民間化彌補，一種上學讀書的替代。以至很多鄉(xiāng)下農(nóng)民只要稍稍用心，東聽一點西聽一點，都不難粗通漢史、唐史以及明史，對各種圣道或謀略也毫不陌生。其實這何嘗不是一種堅實的文化？有一次，說起兩敵對大國之間的微笑外交，一位在我身旁的老農(nóng)突然插嘴：“有什么好說的？諸葛亮氣死了周瑜，還要去吊香么！”我聽得一蒙，發(fā)現(xiàn)自己把形勢和國策攤上一堆，其實哪比得上他一句話這么簡潔和通透？

　　像農(nóng)民一樣，知青中還有些故事王，相當于口頭圖書館。鄰近的某公社就有這么一位。據(jù)那里的知青說，此人頭有點歪，外號“六點過五分”，平時特別懶，既不愿意挑糞種菜，也不高興劈柴做飯，一個黑油光光的枕套竟可枕上一年。每次央求女知青代洗衣服，就以講故事為回報。憑著他過目不忘的奇能，繪聲繪色的鬼才，每次都能讓聽者如醉如癡意猶未盡而且甘受物質剝削。這樣的交換多了，他發(fā)現(xiàn)了自己一張嘴的巨大價值，只要拿出故事這種強勢貨幣，他就可以比別人多吃肉，比別人多睡覺，還能隨意享用他人的牙膏、肥皂、醬油、香煙以及套鞋。這樣的日子太爽。一度流行的民間傳說《梅花黨》、《一雙繡花鞋》曾由他添油加醋。更為奇貨可居的是福爾摩斯探案、凡爾納科幻故事、大仲馬《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亞《王子復仇記》，都是他腐敗下去的特權。

　　我有幸在縣城見過他一面。幾個朋友在飯店里以肉絲面相賄賂，央求他講上一段。他說的是一蘇聯(lián)紅軍女兵押送一白軍軍官，兩人在路途中居然放電，產(chǎn)生了危險的愛情，不料最后白軍的船艦出現(xiàn)，后者本能地向艦船狂跑求救，前者那個慌啊，想也沒想就舉起了槍……故事大王此時已吃完了，叭的一聲槍響，他捂住自己胸口，緩緩地作旋體狀，目光憂郁地投向廚房和碗柜，伸在空中的手痛苦地痙孿著，痙孿著。

　　“瑪——莎！”他很男性地大喊了一聲。

　　“我的藍眼睛，藍眼睛呵——”他又模擬出女人的哭泣。

　　太動人了！我們聽得心情沉重感慨萬千。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他那次講的是蘇聯(lián)小說《第四十一》，所謂表現(xiàn)人性論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