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汪暉、朱學勤被指抄襲事件,正愈演愈烈。學界內外的討論、爭論,正愈演愈烈。這些爭議和討論,基本上都集中在學術或有關學術的層面上。也許他們沒有想到,竟然還可以“低到塵埃里”去看這件事——聽一位在機關工作的朋友說,同事中提起正在愈演愈烈的汪暉、朱學勤被指抄襲事件,有人竟幸災樂禍地說這是“知識分子在狗咬狗”。這種眼光和說法,顯得學界內外關心和參與爭議的人們太書生氣,太脫離“實際”。
這是一種什么“實際”呢?是不是包含了這樣幾點:知識分子不“團結”,讓人笑話;“抄襲”之類的問題,不值一錢,不值得討論。這倒提醒人們,跟其他群體相比,讀書人確實傻氣得可以,什么抄襲,什么學術造假,討論這些問題,既費神勞力,又沒有一點實際好處。
既然是看熱鬧的心態,估計是懶得去考慮:讀書人為什么而“咬”?想“咬”些什么名堂出來?這樣的“咬”對社會有好處還是有壞處?
王彬彬們首先想要“咬”明白的是,汪暉、朱學勤究竟抄襲了沒有?抄襲到何種程度?進而問題就是:判斷學術抄襲的標準是什么?社會需要什么樣的學術規范、學術環境?
近年來,學術墮落現象頻出,博士、教授甚至大學校長中都有“落水”的。但是,學界中也有另一種聲音,另一種力量。這次,那么多人參與爭論,其主流聲音是希望以此為契機,凈化學術環境。這是知識界的一次自我拯救。知識階層通常被賦予“社會良心”的責任,學術造假頻發,大大降低了人們對知識者的社會形象,難以擔當“社會良心”的使命。這顆心需要清洗,需要凈化。對汪暉、朱學勤被指抄襲事件的爭議和討論,正是知識者自我凈化的一次努力。
這些年文化人之間的公案不曾斷過,比如李輝揭露文懷沙,易中天又質疑李輝,還有余秋雨捐款門。當時某報記者發問:“這是否意味著知識界內部的道德清算?”
這里有一個錯誤概念,即“知識界內部”。知識界沒有“內部”。當某一類人中間形成一個“內部”時,這個人群就有了一定有別于外部的特殊待遇或利益。過去有“內部電影”,“外部人”只有眼饞的份。剛有煤氣罐時,也是“內部人”先享受起來的。說白了,“內部”就是特權或特殊利益的代名詞。“知識界”就其整個人群來說,它沒有那種在“內部”按“級別”分配的特權或特殊利益。
知識分子是一個開放的群體,來去自由,進出聽便,辨認一個人是不是知識分子,一看你是不是真有一點知識,再看你是不是關心社會,關心公共利益。正是因為這樣一個特質,放在別的群體里不是問題的事情,在知識者群體里面就是個事情,在別的群體里不會“狗咬狗”的事情,在知識者中間,就沒有辦法包住、捂住。因為知識者之間沒有利益紐帶,所以他們會“咬“。戎國強 本報首席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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