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候鳥”暑期東南飛為何頻“折翼”？

　　超杰和蕊蕊的父母,一提起剛離開人世的一雙兒女就淚流滿面。上個月末,這對剛從安徽來杭州與父母團聚的小兄妹,在外出玩耍時跌入公園的池塘溺水身亡。

　　在這個暑假,大量外來農民工子女像“候鳥”一樣“遷徙”到我國東南地區的大小城市,和父母享受久違的天倫之樂。但相見的喜悅剛過,就頻頻發生“小候鳥”溺水、失足跌落、交通事故、意外傷害等傷亡事件。

　　進城“小候鳥”連遭“折翼”

　　7月3日,杭州下沙1名小孩溺水身亡；7月7日17時左右,蕭山3名中學生在浦陽江游泳時不慎溺水身亡……據粗略統計,今年夏天,僅浙江地方媒體報道的外來務工者子女因為意外溺水死亡的事例就已不下20起。

　　其他的意外事故也頻頻發生:7月13日,外來務工者楊源樹和韋發榮因為與鄰居發生爭執,6歲的兒子被鄰居砍了10多刀,送到醫院時已出現失血性休克；16歲的“小候鳥”小盧,為了撿掉進河里的籃球,再也沒上來……

　　這樣的意外傷害事件每年都有發生。杭州市疾控中心曾對杭城中小學生意外傷害進行了連續兩年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民工子弟意外傷害明顯高于本地少兒,而意外傷害幾大“殺手”依次為跌落、銳器切割傷、異物卡喉、燙傷、碰擊傷、燒燙傷、咬傷、觸電、溺水和交通傷。

　　據了解,“小候鳥”是農村大量勞動力向中國東南沿海地區轉移后,產生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群體。據浙江省公安部門統計,2010年,僅浙江省登記在冊的流動人口就達到1944萬,其中超過1600萬來自中西部農村地區。在浙江嘉興市,70%的工人都是外來人員。

　　“他們大多年輕力壯,處于適婚和生育年齡。假定其中的1/3育有子女,且夫妻雙方均在浙江打工,那么至少可能產生超過300萬的留守兒童。”浙江省社科院社會學研究員楊建華說。

　　一位杭州火車站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暑期到來后,從中西部地區發往杭州的火車上,每天至少可以看到數百至上千不等、從農村進城與父母團聚的“小候鳥”。

　　為何受傷的總是“小候鳥”?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高強度的工作、超長的工作時間、相對惡劣的居住條件和相對拮據的收入水平,使得這些在城市里舉目無親的外來務工者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照顧“飛”來與他們團聚的孩子。

　　來自江西的夏菊花在杭州市蕭山區一家不知名的服裝小作坊里打工。為了賺錢,她每天至少要工作10個小時,多的時候甚至要工作16個小時,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舍不得休息。“我們是計件工資,干得越多,錢才能拿得越多。不單老板希望我們加班,我們也想多賺點錢補貼家用。”夏菊花有些心酸,“每天和兒子團聚的時間,就是摟著他睡覺的時候。”

　　據了解,杭州市余杭區警方針對近段時間頻頻出現的孩子意外事故,對當地的安全危險因素進行排查后發現,僅沒有安全標識、且存在危險的水塘就有100多處。

　　記者在杭州半山城郊接合部的農民出租房附近看到,廢棄的水塘、缺乏安全措施的在建高樓、魚龍混雜的居住環境、缺乏管理的交通環境等,都為缺乏成人有效監管的“小候鳥”們日常活動安全埋下了隱患。

　　“暑假到了,經常可以看見一些孩子,在池塘里游泳,在建筑材料堆放的地方跳上跳下,還有拿著不知道哪里撿來的生銹刀片玩耍。根本沒有大人管,看得我們都心慌。”杭州半山居民韓曉明告訴記者。

　　來自安徽的張水國苦笑道:“幾天前兒子玩耍時摔得右腿脫臼,這幾天索性把他鎖在出租房內。”在杭州開出租車已5年的吉林人李華強,每天給孩子幾元錢讓他去網吧玩。“城里的暑假培訓班起碼要上千元,是我近一個月的工資,哪里負擔得起?”

　　浙江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小章認為,對于“小候鳥”來說,充滿新鮮感的大城市也充斥著安全隱患,民工父母疏于監管,又沒有親戚朋友可以幫忙照顧,相比于他們熟悉的農村環境存在著更多的危險。

　　將外來人口納入關注體系中

　　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建華認為,從深層次而言,“小候鳥”的存在折射出中國巨大的城鄉鴻溝。由戶籍造成的種種不公平現象一直存在,民工和民工子女并沒有被納入社會公共政策給予關注的體系之中,無法在醫療、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和城市居民享受公平的待遇。城市生活成本過高,這是造成“小候鳥”暑假才能東南飛,沒法享受正常親情的一個重要原因。

　　浙江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小章說:“絕大多數農民工自己吃苦耐勞、省吃儉用,不僅僅是為了養家糊口,更多的是為了下一代能夠擺脫自己的命運,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但僅教育一項,就足以打破他們的夢想。”

　　據了解,盡管國家明令要求流入地的公立學校在招收學生時,不得拒絕外來務工人員子女,但事實上,學校只能在滿足本區域戶籍人口入學的前提下,才考慮接納外來民工子女,而且還為此設立了苛刻的成績關和面試關。而僅有的幾所民工子弟學校,則根本沒有能力接納如此龐大的民工子女人群。即便義務教育階段,實現了在城市里就讀,但目前我國不同省份的高中教材不同,高考以省為單位出題,這給戶籍仍在老家、高考必須回原戶籍的民工子女跟隨父母到城市生活設置了人為障礙。

　　楊建華指出,要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首先要改變農民工和他們的子女是外鄉人、是過客、是體制外人群的觀念,從體制上來對他們進行扶持和幫助,讓他們有機會共享公共資源、政策和權利。加快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讓更多的外來人員及其子女可以和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到圖書館、社區體育活動場所、文化活動中心等便捷的公共服務設施,并且提供他們和城市孩子交流的平臺。“這對他們和城市孩子都是一種成長體驗。”新華社記者張樂、商意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