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被指“學術造假”的風波還沒停息,便傳來任繼愈、季羨林兩位學界泰斗同日辭世的消息。人們禁不住從心底發出一聲嘆息,擔心跟隨大師們一同遠去的還有扎實的學術功底、嚴謹的治學態度。學術身患“頑疾”,造假成風,誰是幕后推手?拿什么拯救?
癥狀 學術造假成“頑疾”
如今,學術造假者的膽子要多大有多大。某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在個人簡介中所列的77篇論文,被指“全是對某位科學家、某段科學史或國外某種思潮的介紹,任誰找幾篇參考文章都寫得出來”。某校漢語言學院副教授剽竊宋史研究專家周寶珠教授20多年前發表的論文《略論呂惠卿》,竟然“長達1.1萬字的正文只字未改,僅把注釋括號由圓的改為方括號”。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揚感嘆道:“學術造假在今天居然成了一種風氣,并有越演越烈的趨勢。”他告訴記者,現在學術造假的形式、手段、層次比起以往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些名校教授,甚至一些校長、院士也參與其中;抄襲還是小兒科,冒充掛名的現象更令人擔憂。
診斷一 評估機制亟待改進
最近,剛從廈門大學退休的易中天把大學比作“養雞場”:“現在的大學采取量化管理,規定老師們從講師升為副教授,要發多少篇論文,從副教授升為教授,又要發多少論文。在這樣的制度下,大學里的老師變成了母雞,根本沒有心思好好做學問、好好帶學生,光忙著生蛋發論文了。”
豈止是老師,據筆者了解,不少高校有將研究生學位與發表論文數量掛鉤的制度,比如碩士畢業需要發表1篇,博士畢業需要發表3篇,再加上一連串的限制條件,比如必須刊登在A類、B類核心刊物,被SCI、EI等世界著名文獻檢索系統收錄,恰如易中天戲謔的“大學中還規定母雞下蛋要下在什么地方”,結果是不“生蛋”則“滾蛋”。如此“量化考核”,求“量”不求“質”,難免導致學術浮躁。
有需求就有“市場”。一位在校研究生揭開其中門道:“現在的‘論文代理’很多,版面都可以買,他們不定期地在學校BBS上登小廣告,從一般刊物到核心刊物,多達幾十種,要價從每版150元到2000元不等。”
對此,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葛劍雄教授認為:“中國的學術放之世界,論文數量是增加不少,質量卻并無明顯提高,盲目追求數量上的一流,惡性競爭也自然而生。”他指出:“考評學術的數據可以有很多,比如引用次數,而我國只求‘量’的學術論文有很多是從沒被引用過的。我們最需要的是建立更為合理的學術評估機制。”
診斷二 要“打擊”更要“建設”
“在國外,學術造假代價太大,根本沒什么人動這個腦筋。”一位英國留學生告訴記者,國外的學術規范讓人如履薄冰,“不僅學位論文,就是平常的課堂報告、課程論文在引用他人內容時都要注明出處,否則放入龐大的論文庫中對比檢索,只要有一個短句抄襲都會被標示出來,受到零分成績、取消學位或者開除學籍的處分。”
與此相對的,是中國式的“隔靴搔癢”的處分方式。據某高校教務行政人員透露,學術造假行為一旦出現,有關部門首先考慮的一定是怎樣保全臉面,能瞞則瞞,只要上級部門不追究,往往都從輕處理、內部處理。況且,就目前的法規來看,也沒有明確制裁學術造假行為的條例,造假者大可不必擔心受到法律責任追究。他點出關鍵:“造假的成本和代價都很低,而收獲不少,何樂而不為?”
在葛劍雄看來,“打擊”誠可貴,“建設”價更高。他說道:“老師犯錯,應該嚴懲不貸;對于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出現的不嚴謹之處,則應以教育為主,逐步幫他們樹立學術規范。”
診斷三 沉住氣把持住自己
頗為引人注目的是,近年來身陷“抄襲門”者,多半頂著顯赫的光環,或是教授、院士,或是校長,而且在剽竊案中,大多是他們的學生執筆操刀。方舟子告訴筆者:“學術造假”事件頻出,與科研教育體制的一些弊端有關,官本位的體制導致學術評估權力掌握在行政人員手里,他們沒有能力或沒有精力對學術成果做具體的評估,他們會數論文的數量,卻不看科研工作的質量,從而刺激了各種各樣的浮夸、造假。
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承認學術體制的漏洞,卻又指出:“人心是比體制更讓人擔憂的!”當學術造假如洪水猛獸般撲來的時候,楊揚說,“每個人能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把持自己”。
本報實習生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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