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清

　　不久前，教育部一位官員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稱，“中國高校按科技論文數排序，自2004年以來，科研能力一直排在世界第五位”，此語引起了社會諸多爭議。有人甚至不無偏激地提出，這話簡直是反諷，因為當下中國的學術論文，已成為弄虛作假的重災區。聯想到頻頻發生的教授抄襲事件，確實很難讓人從這位官員的話中，感覺到單純的興奮與鼓舞。

　　近日播發的溫家寶總理《教育大計教師為本》講話中，有幾句話應當能給我們一些啟示。他說，我們這些年甚至建國以來培養的人才，不能滿足國家的需要，還不能說在世界上占到應有的地位，很少有像李四光、錢學森、錢三強那樣的世界著名人才。他的話其實也在間接地告訴我們，對于教育、科研來說，發表論文的數量再多，也只是比較“虛”的東西，真正重要的不在論文數量，而在于科研有創新性、能滿足實際需要。

　　客觀地講，發表和考核論文是有一定意義的，不能簡單地予以否定，畢竟論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體現形式之一。在國際認可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一定程度上也能展示我國的科研面貌。但是，即便我們的論文數量排名靠前，也不值得沾沾自喜、自鳴得意。不妨同時看一看，我們發表的論文，有多少是最終體現在了科研應用成果上，或者說推動了某一領域和方面科研的進步，又有多少是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呢？

　　其實不難發現，我國論文數量能排世界第五，很大程度上“功夫在詩外”。首先是我國從事學術工作和在高校學習的總人數龐大，那么多的教授、博士，每年發表的論文加起來，怎么也不會是個小數字。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學術考評機制不夠合理，對論文數量的重視要高過對質量的追求。如果不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并努力讓現狀有所改觀，將來我們的論文數可能仍將靠前，但或許會像一些人所擔憂的，科研能力“窮得只剩下論文”。

　　論文數量不代表科研能力，創新和實用比論文排序更重要，應當是個不難理解的結論。我們對論文倘繼續重量輕質，甚至保持“GDP崇拜”，只能助長學術泡沫，最終耽誤科教事業的發展。前幾天有消息說，四川大學新聞系有望從本科生開始改革考核辦法，以在報上發表新聞作品、評論等有具體篇目及質量要求的畢業設計來代替已成 “雞肋”的畢業論文。雖然具體的改革應當謹慎一些，但從高等教育的初衷來衡量，從社會對一些本科專業論文的共識評價來看，這一設想倒是不無現實針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