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信良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說，一個國家的繁榮，不取決于她的國庫之殷實，也不取決于她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取決于她的公民的文明素養，即在于人民所受的教育，人民的遠見卓識和品格的高下。這段話，可作為“教育先行”的絕好注腳。

　　但在現實社會中，“教育先行”往往“雷聲大，雨點小”，既表現在對教育投入的嚴重滯后上，也表現在對教育改革的漠然處之上。昨日，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作為人大代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會都是行政級別為導向，那單獨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就是貶低教育。”他還說：“中國目前是以行政級別來衡量社會地位，住房、醫療、政府談話、民間交流，全跟行政級別連在一起，沒這個什么都干不了。”他擔心，單單把學校行政級別取消了，學校沒法“與社會溝通對接”。

　　應該說，紀寶成校長說出了一些大實話，也道出了當今大學教育行政化管理的根子之所在。但仔細想想，總覺得有點不“對路”。且不說別的，即便其他企事業都去行政化了，可政府機關的行政化管理是永遠存在的，難道為了要與政府機關“溝通”“交流”，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模式也就不能去掉？

　　紀校長的邏輯是，社會“官本位”的現狀是源頭，高校管理的行政化也就順理成章，不然就是“貶低”了教育。紀校長說出這樣的話，可能是忘記了教育的重大職責。蔡元培先生說得好：“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必先有良好的教育。”請問，社會上泛濫的官本位思想與學校教育兩者之間，誰是因，誰是果？

　　要改革，總是得有一部分人放棄其既得利益的。紀校長為高校的行政階層辯護，即便有些話說得在理，也難逃為本系統利益集團撐腰的嫌疑。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對那些真正憑學術研究與教育實踐出成績的大學教師來說，其地位不但不會“貶低”了，只會提高了。

　　至于“與社會溝通對接”的問題，若能換個思路想一下，也就豁然開朗了。目前不少民辦高校在種種不利的條件下求生存，辦出了自己的特色，站穩了腳跟，這些學校的校長并沒有什么“廳級”“局級”的行政級別，他們能“與社會溝通對接”，公辦高校的校長們怎么反而就不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