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村官”正在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注入新鮮活力。今年4月第三屆全國大學生“村官”論壇上發布的《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2009)》稱,全國現任大學生“村官”總數已達到13萬人以上。農村將為這些大學生“村官”的成長提供一個什么樣的舞臺?這些年輕知識分子將對農村發展起到什么樣的作用?如何理解大

　　學生“村官”計劃對青年和農村關系的推動作用?

　　新農村建設需要大學生注入新鮮血液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正處在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進程中,實現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是中國現代化全局中最為艱巨的任務。”團中央網絡影視中心副主任、“首屆十佳大學生村官”評委會負責人郝向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認為,我國農村要實現粗放型向集約型生產方式的轉變,真正讓廣大農民走向富裕之路,必須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用科學技術提高農村生產力。

　　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不斷進步,城鄉差別越來越大,眾多農村人特別是農村青年進入城市,有的村子甚至出現了空殼化。像江蘇省連云港市安峰鎮山莊村,共有人口2038人,勞動力870人,而外出務工的人員就達600余人。

　　“長期的人才外流導致農村基層組織人才匱乏,素質亟待提高。”河北省灤縣古馬鎮黨委書記潘雙對記者說,一個村班子的強弱不僅直接關系到該村的發展思路和出路,同時也直接影響到各項工作推進的質量和成效。現在很多村級組織,干部隊伍老化現象嚴重,缺少有文化知識、有科學技能、有發展思路、有膽識氣魄、有創新精神的帶頭人,人的因素已經嚴重制約了農村的發展。

　　郝向宏認為,城鎮化、工業化是大趨勢,農村人口的轉移是不可逆的,但我們不能使農村人才空殼化。在人才方面應該逆向流動,向農村輸送新鮮血液,對農村的投入、傾斜,應當包括人才方面的投入和傾斜。大學生們知識豐富、眼界開闊、思維活躍、勇于創新,是非常合適的人選。

　　早在1919年,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便寫道:“農村中很有青年活動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動的需要。”悠悠華夏,廣袤農村,渴望著有知識、有文化、懂技術的大學生人才的到來。

　　中央高度重視新農村建設。在江蘇、河南一些省份試點的基礎上,中組部決定從2008年開始,今后5年,每年選派2萬名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

　　江蘇南京市浦口區永寧鎮黨委副書記王秋白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農村非常需要大學生“村官”,省會城市的城鄉結合部尤其需要。我們要放手給大學生“村官”們一個好的支點,壓更大的擔子,在新農村建設上,讓大學生們出點彩。

　　中國電信江蘇公司總經理高同慶說:“我們為江蘇省2008年以后進村的大學生‘村官’提供了‘五個一’服務:即一條寬帶:每人一條,可免費使用3年;一個交流平臺:為他們建立了村官網;一個展示窗口:建立了江蘇信息平臺,開發了大學生‘村官’頻道等;一個培訓系統: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市場需求等,幫助大學生‘村官’引導農民致富;一支服務團隊:在縣級電信分公司,設有專業團隊對大學生‘村官’進行信息化培訓。為什么要這樣做?因為我理解中央花這么大力氣推動大學生到村任職,不是讓他們去當農民,而是讓這些‘村官’們把現代文明帶入農村,所以我們愿意助他們一臂之力。”

　　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一文中還寫道:“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我們青年應該到農村里去,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

　　鄭風田對記者表示:“選聘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任職,是以科學發展觀指引新農村建設的最直接體現,將為我國新農村建設提供強有力的人才保障。大學生‘村官’對完善農村組織形式、補充新鮮血液將起到非常顯著的作用。”

　　大學畢業生需要在農村礪練成長

　　除了促進新農村建設,黨中央對選聘高校畢業生到農村任職顯然還有更加重要的戰略意義。

　　200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在全國組織部長學習十七大專題研究班上提出,要“努力形成來自工農一線的黨政干部培養鏈”。

　　對此,江蘇省委副書記、組織部長王國生是這樣理解的:鼓勵和引導高校畢業生到基層鍛煉這項工作將會形成干部工作的新導向,帶來干部人事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就是人才要到基層鍛煉,干部要面向基層選拔。

　　培養黨政干部,為什么提出要來自工農和基層一線?王國生說:“這是由中國國情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一大批了解國情、熟悉基層、服務群眾、推動發展的干部。從目前的干部隊伍來看,不少干部從校門一步邁進機關門。現在在中間增加了一個農門。這一路徑符合干部成長的規律。”

　　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說,在工農一線培養干部一向是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從共產黨走過的道路看,幾代人一直在往農村扎根。早年,毛澤東、彭湃等一代人進農村,造就了共產黨的第一代干部;上一世紀30年代抗日戰爭時期,我國又一批知識分子深入農村抗日根據地并成長起來,可以算做第二批;新中國建立以后,黨對上一世紀50年代、60年代大學生的培養一直強調工農一線的培養,第三批人中培養出了我們現在的一些國家領導人;文化大革命中,1700多萬名知青上山下鄉,時序上是第四批,也就是上一世紀5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現在很多知青也已經走上了領導崗位。現在,把第五批大學生放到“ 三農”的第一線去鍛煉,讓黨政干部培養鏈的“根”重新回歸農村,這說明我們黨對國情有了更加清醒的認識。而這步“棋”對我們黨的干部隊伍建設乃至執政能力的提高,至關重要。堅持下去,干部會更加深刻地了解國情,他們制定的政策從工農中間出,自然也會更加貼近中國國情。

　　大學生“村官”、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區曲江街道沙口村黨總支副書記張晶晶說:“80后的我們大多是獨生子女,從小嬌生慣養,‘大學生’ 的光環讓我們理想色彩較濃,職業期望過高。如果不在實踐中磨練、成長,就很難擔當社會重任。農村既是施展才華的舞臺,又是礪練人生的學校。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去,是成長成才的一種正確選擇。”

　　鄭風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大學生到農村去當“村官”有三大優勢:一是發揮頭腦活的優勢,當發展農村經濟的“參謀長”。大學生“村官 ”們可充分發揮自己接受新事物快、懂電腦等特長,上網學習農業實用技術和外地先進的發展模式,積極為村支兩委當參謀、出點子。二是發揮干勁足的優勢,當調處農村矛盾的“協調員”。三是發揮興趣廣的優勢,當活躍農村文化的“先行官”。

　　這些初出校門的大學生們,如鄭風田所說,在農村這個大熔爐中,正在得到鍛煉和成長。

　　南京浦口區永寧鎮高麗村村主任助理孫進存去年從徐州師范學院畢業,學的是園林專業,出身農家、對農村環境和農民想法早有精神準備的他, 剛到村里時,有件事還是出乎他的意料。有一天,小孫通知各個小組到村委會接受遠程教育培訓。等了一天,也沒來一個人。他跑去問,農民們說:“我不知道你那個培訓是啥意思。”小孫只好從具體事情入手,讓農民了解什么是信息化。村民柳家明過去是買賣魚的小經營戶,一直想自己養魚,但苦于沒人教。小孫便把他拽來,讓他看遠程教育網上的培訓課程,又幫他搜集視頻資料。現在柳家明學會了立體生態養殖。“大學生‘村官’通過網絡,讓我們見到效益了。”柳家明高興地對記者說。

　　河北省柏鄉縣內步鄉內三村曾是全縣出了名的“泥糊涂村”,村里沒有一條像樣的街道。在“首屆十佳大學生村官”、內三村黨支部書記郭華彬的努力下,5.8公里的村級路通了,同時又投入了23萬元整修了街道。如今,全村老百姓60%以上的農戶都有了第三產業,致富的勁頭特別足。老百姓說, 內三村在郭華彬手里變了模樣。

　　“農村工作多而繁雜”,這是江蘇省連云港市安峰鎮山莊村村主任助理李昆任職后的第一感受。李昆說:“我曾耐著性子給要上訪的村民做了兩個小時的思想工作,在和群眾的廣泛接觸中,我逐漸熟悉了民情,同時,也加深了對這份工作的樂觀和自信。在基層的鍛煉,使我逐漸成長起來,這將是我這一生中最寶貴的財富。”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江蘇連云港市委常委、灌云縣委書記唐鐵飛說:“我們提倡把年輕干部放到具體的工作實踐中,并不是苛求他們現在能干成什么,而是著眼于可持續發展的長遠大計,為干部將來發揮更大的作用積累經驗、積聚才干。同時,這也有利于我們通過實踐來檢驗、挑選和及時使用干部。”

　　青年和農村的關系實現了新飛躍

　　農村需要青年,一個脫胎換骨的支點;青年需要農村,一個升華淬火的搖籃。青年和農村的關系,因為大學生“村官”的到來,實現了新的飛躍。

　　郝向宏說,縱觀歷史,橫比世界,2008年以來中國強力推進的大學生“村官”計劃,不但是推進農村科學發展的戰略支點,而且形成了青年與農村關系史上的第六次飛躍:

　　第一次飛躍催生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辟了青年推動農村發展的新境界。李大釗寫于1916年9月的《青春》中所闡明的理想,最終在他1919年2月寫出《青年與農村》的正確道路中得到實現。

　　第二次飛躍發軔于20世紀30年代的土地革命,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毛澤東詩詞中所寫的“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是寫照。

　　第三次飛躍誕生于20世紀40年代的奔向延安洪流,青年知識分子走向農村最基層,奠定了新中國成立的基礎。

　　第四次飛躍啟動于20世紀50年代的農村建設熱潮,形成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精神取向。

　　第五次飛躍脫胎于20世紀60年代的上山下鄉,盡管為1978年的改革開放準備了思想基礎和骨干隊伍,但也使得青年與農村的關系被扭曲。

　　第六次飛躍肇始于20世紀末的青年志愿者行動,并由進入新世紀后的大學生“村官”推展成為國家戰略,成為青年與農村關系史上的結合經典。

　　王秋白對郝向宏說的這次新飛躍深有同感。他說:“過去,農民和政府間的聯絡非常薄弱,老百姓對政策有不理解的,找不到人問也就過去了。現在有了大學生‘村官’,他們可以在第一時間為老百姓解疑釋問,一方面可以進行政策執行前的宣傳,另一方面還可幫助政府提高執行力。”

　　江蘇南京浦口區委常委、浦口區副區長閔一峰對記者表示,由于大學生“村官”掌握一些前沿的科學知識、理念,能和老百姓融在一起,讓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改變。村委會班子更是感覺到了壓力。大學生“村官”們把信息技術帶入農村,已經改變了這些村干部的思想觀念和信息獲取方式。反過來,農村也在促進青年大學生們的成長,這段經歷,將惠及他們一生。

　　郝向宏表示,不論是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國家,只要是處于發展中國家的階段,就特別需要正確安排青年與農村的關系。唯其如此,才能越過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卡夫丁峽谷”。我們期待著大學生“村官”在青年與農村關系史上續寫新篇章,在青年與國家發展史上創立新坐標。

　　讓我們銘記李大釗的那句經典名言:“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 本報記者　藺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