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燕波

　　在我國總體人力資本水平不高的背景下，大學生就業本應不成問題。然而，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卻日趨嚴峻。一方面，政府把高校畢業生就業擺在就業工作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多數大學生的求職心態已相當務實，認同先就業后擇業的價值觀，薪酬預期一降再降。那么，為何大學生就業還這么難呢？

　　金融危機加重大學生就業難度

　　近年來，我國大學畢業生人數連續上升。2001年我國大學畢業生數量為115萬，2002年為145萬，2003年為212萬，2004年為280萬，2005年達到338萬，2006年為413萬，2007年為495萬，2008年為558萬，2009年為610萬。據教育部統計，2001年大學本科畢業生待業人數為34萬人，2005年增至79萬人，2007年與2008年畢業的大學生分別還有100萬人和150萬人沒有找到工作。如果2007年與2008年的未就業學生與2009年610萬應屆高校畢業生一起競爭工作，這個數字將高達860萬。大學生的就業形勢仍然嚴峻。

　　2008年9月以來，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乃至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它對我國實體經濟的沖擊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海外市場業務的縮減，二是國內市場需求受影響。這使勞動力市場的供求數量矛盾更加突出。金融危機導致出現的失業屬于“周期性失業”。一般而言，經濟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以創造一百萬個就業崗位。2009年，我國的經濟增長目標是“保八”，也就是說，2009年我國可依靠經濟增長為社會創造800萬個就業崗位，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但是，相對2400萬勞動供給數量而言，勞動力市場仍然要面對嚴重供大于求的現象。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還存在一個“滯后期”。這體現在勞動力市場上，可能會表現為由沿海地區轉向中西部地區、由外向型企業轉向各類企業、由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轉向規模以上企業、由農民工轉向城鎮勞動力特別是高校畢業生等，勞動供給數量與勞動需求數量上不平衡可能進一步擴大。在此背景下，大學生作為職場新人顯然更易受沖擊，從而使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凸顯出來。

　　重視總量失衡背后的結構性因素

　　時下有一種看法，將大學生就業壓力推責于大學擴招。其實不然，擴招雖然帶來大學生就業壓力，但擴招后的大學生即使不讀大學，一樣要就業。目前，我國各類高等教育總規模超過2700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23%。與我國13億的人口總量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比，我國大學生數量遠遠沒有過剩。西歐國家適齡青年高校入學率都在35%以上，而且沒有出現大范圍的就業難問題。那么，為什么我國那么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大學生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

　　與大學生就業難相對應的，是技校生職場的走俏。但技校、職校不可能替代大學教育，當大學畢業生紛紛回潮讀技校尋找就業出路時，拷問的則不是教育體制，更深層次折射出的是當前經濟結構的問題。目前，我國一些重要產業仍停留在資本與勞動雙密集階段，“世界加工廠”吸納的勞動力是藍領工人，對大學生的需求有限。相應的是，社會上需要大學畢業生從事的白領崗位需求不足。這個不足，主要是因為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完善，特別是第三產業不夠發達造成的。有關數據顯示，我國第三產業只占到全部GDP的36%-38%，而一般市場經濟發達國家該比例達到60%甚至70%。我國很多企業處于產業鏈的低端，需要的只是生產工人和技術工人，且這些企業本身抗風險能力不強，所以，金融危機給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帶來了很大壓力。從長遠來看，只有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才能解決更多大學生就業，當生產和消費達到了均衡，從生產到消費的各個環節便都能提供就業機會。當我國產業不再高度依賴于外向型，而形成自己完整的產業鏈時，大學生的就業壓力就可能得到緩解。

　　就業市場中還有一種怪現象，就是經常是一方面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用人單位又抱怨招不到滿意的人才。用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就業難說明在人力資源市場上大學畢業生供過于求。但在我國，事實并非如此簡單。從制度層面分析，大學生就業難既是高等教育公平與效率矛盾的體現，也是高等教育市場上供求雙方的行為所致。目前，我國高等教育面臨著這樣的矛盾：一方面，我國高等教育還較為落后，社會對高等教育有強烈需求，大學生占適齡人口比例不高；另一方面，由于配置不合理，本來不足的高等教育供給又出現了大量資源被浪費。現在，大學生就業的供求矛盾主要表現在，畢業生的專業結構、知識結構、綜合素質、學歷層次，甚至就讀院校等不適應市場需求；畢業生的擇業傾向與技能不適應市場需要；畢業生的擇業期望值與用人單位要求不一致。這些矛盾的存在，導致了非自愿的摩擦性和結構性失業。

　　關注就業難派生的新問題

　　大學生就業難，會派生出不少新問題，值得引起注意。

　　首先，容易形成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群體。我國高等教育的一個重要轉變，是大學畢業生就業分配制度改革將大學畢業生推向了市場。大學畢業生成為了一種資源———人力資源，在就業市場上也要受價值規律的作用和影響，要通過使用價值和價值來判斷，與供求關系緊密相連。就業狀況的變化，對培養大學生、實施高等教育的高等學府提出了新要求，也對社會應對措施提出了新考驗。

　　當前，即使將大學生失業率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在絕對數量上依然會有相當多的大學畢業生流入大學生就業困難群體。根據達倫多夫的社會沖突理論，社會沖突是隨著“準群體”轉化為“顯群體”而最終爆發的。原來的失業大學生可以說是社會沖突形成過程中的“準群體”，他們把失業主要認為是自己的原因，沒有共同的利益認知，整個群體處于一個松散的聚合狀態；而現在，大學畢業生已經開始把失業的原因集中認知為社會因素，并且開始有了共同利益的認識。大學生教育程度普遍較高，具有明確的利益要求，年齡又不大，容易沖動。因此，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群體的保障問題，是值得高度關注和認真思考的。

　　其次，擴大教育差距甚至社會差距。在我國進入大眾化教育階段后，大學畢業生從事一般性工作的幾率開始增加，這與傳統的就業觀相背離。目前，我國的高等教育對于家庭特別是貧困家庭絕對是高投資。一些家長認為，好不容易把孩子供出來，就是為了將來能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待遇，這才對得起多年的苦讀和家庭的投入。對于貧困大學生來說，并不是因為原來經濟條件不好，就更容易接受或暫時接受不理想的工作，相反，一定程度上他們會更多地考慮到讀書的高成本要求必然的高回報。因此，他們面對的社會壓力與心理壓力更大。根據科爾曼的理性選擇理論，一個行動的發生，是行動者通過交換的方式對資源進行調配，最終去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因此，如果投資沒有產生回報，勢必影響人們對教育的投入，一些青少年將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基礎教育。這不僅對我國社會的總體發展產生不利影響，也會拉大社會差距。

　　總的來說，要解決大學生就業難問題，必須更多地依托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社會政策來加以實現。一是，不斷推進科技創新，發展高端產業和第三產業；二是，提高高等教育的有效供給，使勞動力供求雙方在市場上通過價格機制求得平衡。此外，要強調的是，進一步減小對社會成員流動性的限制，不僅會促進大學畢業生擇業的自主性、能動性，而且會使就業的空間變得更加廣闊。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