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的大學老師周紅最終退了火車票，沒有回家過年。

　　因為她的領導去年拿到了一個社科基金，快結題了還沒有成果，一著急就把這個任務“光榮”地托付給了周紅。前一陣她又要備課又要監考又要批改試卷，還要承擔輔導員的職責把學生們安全送走，這本書就像把駱駝壓死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壓得她嘴邊長了一圈的大泡。

　　“朋友們一聽我在寫書都很羨慕，可我的名字最多也就出現在后記的‘致謝’里！”周紅有些憤憤不平，“辭職”的念頭一直在她腦子里跳來跳去。

　　筆者走訪了幾所大學，發現有些像周紅一樣的青年教師在給教授做嫁衣裳的過程中牢騷滿腹。是現在的年輕人承受能力弱耐不住寂寞，還是一些高校的環境不利于年輕教師的成長，讓他們承擔了太多工作和壓力？

　　微薄的工資讓年輕教師不得不繼續啃老

　　許多、袁全和鄭革，都是碩士研究生畢業后到東部沿海城市同一所大學工作的。他們同一年進校，如今時間過去了4年，各自的生活也經歷了許多變化。

　　他們說，工資微薄是年輕教師心理要跨的第一個檻。

　　許多依然記得第一次領工資的情形。那個時候還沒有辦好工資卡，自己的工資要從財務處領取，填好領款單后等了十幾分鐘，窗口里才扔出來薄薄的一疊錢： 1704元。

　　“這個數字我一直都記得。”許多說。她用其中的4元零頭買了兩注彩票，“當時特想中500萬元，還想好如果中獎就要全部存起來，然后每月自己給自己發一萬元工資。”

　　當然，“500萬女神”沒有光顧她，而這樣的一個數字在她的工資冊上“待”了兩年時間。除去合租的房租、水電以及必要的生活開銷，每月都無余款。許多終于成了傳說中的“月光女神”。

　　袁全和許多是大學校友，她的父親是一家國企的領導，單位福利非常好，一直希望袁全可以到自己單位工作。但袁全總覺得從小到大都在爸爸的羽翼下成長，“就像個木偶，在父母的指揮下完成人生所有的選擇，很沒成就感。”她很傲然地憑自己能力進入高校當了老師，可以說在朋友圈贏得了喝彩一片。

　　可好景不長，大手大腳花錢習慣了的袁全第一次拿工資時，愣了半天，問，“領導，咱學校的工資分幾次發？”半分鐘后，大家一陣哄笑。袁全的理想主義遭遇了殘酷的現實，她無法真正擺脫父母的羽翼，每月依舊要靠他們支援。

　　其實相比其他同事，袁全生活方面已經算很優越了。她有一輛從母親那里淘汰下來的藍色寶來，卻“從來沒有自己加過油”。袁全的媽媽給了她張加油卡，每月還會自動往卡里充值。剛參加工作不久，父母就給她買了一套房子。袁全一直過著有房有車的幸福生活，并沒有感到生活的壓力。

　　每當看到媒體上批評大學生問心無愧地當“啃老族”時，袁全就特別難受，工作以后還要“全方位啃老”，實在是一件很傷自尊的事。

　　工作兩年后的一天，在去學校的班車上，袁全聽到坐在前面的兩位中年男老師比較工資條上的錢數，兩個人圍繞其中一個人少了50元錢的取暖費的問題討論了一路，“那摳摳搜搜的樣子讓我悲從中來，下車回家立馬寫了辭職信”。

　　由于合同期限沒到，袁全需要付給學校一大筆賠償金，袁全終于在人事處爆發了：“學校應該另開一個專業，專門研究如何掙老師們的錢！”

　　袁全辭職時正好趕上金融危機，她再次拒絕了爸爸那家國企的橄欖枝，“這個世界常常不是因為你做了什么而后悔，而是因為你沒做什么而后悔。”

　　如果說年輕女教師能通過結婚改變命運，男老師怎么辦

　　嫁人，是不少女教師改變窘境的途徑。

　　許多的媽媽一直教導她：女人有兩次投胎機會，一次是到自己家，一次是找婆家。眼看不到2000元的工資養活自己很成問題，普通的商品房價格已是天價，身邊的朋友接二連三地結婚從宿舍搬了出去，合租的房子漸漸找不到同住的對象，許多開始著急了：“發瘋一樣想結婚，甚至考慮過嫁個有房子的老頭子。”

　　好在“大學女教師”因為職業“工作體面、受人尊敬”，一直屬于婚姻市場上的績優股。頻繁相親過后，許多嫁給了當地一位國稅局領導的兒子。他也在稅務系統工作，家里好房子有多套，還有一輛公車兩輛私車。

　　“當時我就覺得自己不用再漂著了。”許多說。兩個月以后，許多就結婚了：“丑是丑了點，看習慣了都一樣。”

　　跟許多可以通過嫁人改變生活的窘境不同，高校男教師面臨著更多困境。來到這個城市4年了，房價已經翻了兩倍，鄭革依然住在學校不到10平方米的單身宿舍。就這樣一間朝北的潮濕小屋，學校每月還要從他的工資卡中扣除550元作為房租。這樣一來，他每月到手的工資還不到2000元，“不吃不喝也還不夠某些核心期刊的單頁版面費”。

　　在鄭革的大學里有一個教師優勢綜合指標排序的規律：老年男教師、中年男教師、老年女教師、中年女教師、青年女教師、青年男教師。

　　“所以，年輕人難，年輕男教師更難。”鄭革說。

　　在教授的舞臺后默默奉獻經費和他們沒有一毛錢關系

　　許多工作非常努力，讀書期間就跟導師做過不少項目，可那個時候不論項目經費多少，都跟她“沒一毛錢關系”。本以為到了高校之后可以翻身當家做主人了。事實上卻不是想像中那么簡單。許多在一所理工學校工作，文科項目本來就少，申請標準也就更加復雜。

　　“所有的項目都跟職稱掛鉤，隨便一個項目的申請，起點就是副教授。”許多說。

　　好幾次也想過沖擊青年教師項目，再一看青年的標準是50歲以下，“就一點兒希望沒有了”。幾次申報項目的不成功，讓許多很受打擊：“看來大學教師還真是跟‘國學大師’差不多的職業，拼的是誰‘活得久’。”

　　考博又是另一個瓶頸。碩士研究生在大學校園已經成了“同事看不上，領導不重視，學生瞧不起”的尷尬學歷。但是想要讀博卻又很難。許多所在的英語系，因為本科教學評估時期師資力量不夠，一口氣引進了9位碩士。現在他們承擔著大量的基礎教學工作，學校考慮這個原因，一直嚴格控制碩士教師報考博士的名額，“一年3個，按年限排隊”，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年排上隊了，有了考試資格卻沒通過考試的，必須重新排隊”。這樣的壓力讓許多不敢再想考博士的事。

　　她說，現在考博在導師那里也要排隊，“兩邊兒都剛好排上號的概率太小了，可以去買彩票了”。

　　對于高校里一些年輕教師的牢騷滿腹，已經人到中年的教授對他們頗不以為然。

　　劉業，今年剛剛被提為教授，他說：“我們年輕時候一樣一路為領導做嫁衣裳，給他們寫書做‘學術影子’，都習慣了。現在的‘80后’教師，整天想著怎么快點出名，還沒學會坐冷板凳。”

　　好在鄭革的性格平和，對物質生活的要求非常低，這樣的說法并不影響他的心情。讀書是他最大的樂趣。去年他考上了社科院的博士，但他最大的愿望還是回到學校教書。“相比社會而言，學校還是要單純很多”，這也許是很多年輕教師雖有怨言但還甘守清貧的原因。

　　因為堅守，鄭革也獲得了讓他溫暖的回報。他的學生像尊敬舊式知識分子一樣把他視作“世外高人”。不過，對待這樣的評價，鄭革有時也會苦笑：“學生把我當成獻身學術的苦行僧，但在這個現實的世界里，我偶爾也會有還俗的念頭。”

　　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