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我國缺乏與時俱進的打擊懲處機制

　　本報記者 雷宇

　　一位同行的故事引起了高抒委員的警覺。

　　幾年前，這位同行接到一個“學術會議”的通知，到廣西某地參加一個“低碳經濟發展”研討會，通知還稱將有大牌專家作重要報告。

　　開會時才發現，根本沒有大牌專家。更滑稽的是，一群人不知所云地聊了近兩個小時，然后去境外旅游，花了幾天時間，繳納費用9000多元，比直接旅游貴出將近5000元。

　　不過，這位“上當”的同行并無損失。在科研經費里，本身就有學術活動的錢，根本不需要自己掏腰包。

　　這兩年來，這種“變相旅游的學術研討”邀請函在高抒的郵箱里每年最少有30封以上。

　　新中國成立60年來，我國科技投入天翻地覆：新中國成立之初，1953年財政科技投入只有5600萬元；2008年全國財政科技投入超過2400億元。2008年和改革開放之初相比，科研經費增長了40多倍。

　　兩會上，南京大學地理與海洋科學院院長、全國政協委員高抒教授發出警告：隨著經費的急劇增長，科研領域的欺詐現象也愈演愈烈，如果不能及時遏制，腐蝕的將是整個學術界。

　　科技欺詐的手段隱蔽，外行難以發現

　　高抒像做科研一樣對這一課題進行了專門的調查研究。

　　在他看來，科技領域的欺詐行為有多種，其目的大多是為了騙取科技經費，并將其轉化為黑錢；詐騙手段高明一些的，在騙取經費的同時，還要騙取學術榮譽。

　　高抒注意到，一些人用質量低劣的、甚至是偽造的數據，炮制假冒偽劣的文章，騙取學術聲譽，進而騙取經費。

　　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井岡山大學造假事件”。2009年12月，國際學術期刊《晶體學報》發表社論，將井岡山大學兩名講師劉濤和鐘華的70篇論文一次性撤銷，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界的國際聲譽。

　　高抒隨后了解的情況則是，兩名造假者偽造數據發表論文，是為了獲得高額獎金。“由此帶來的更大危害還在于，科技界還要花費很大的成本去消除假成果造成的惡劣影響。”

　　但暴露出來的僅僅是少數。去年7月，中國科協發布了5年一次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這份問卷量達3.2萬人次的報告展示出一幅更加“宏大”的圖景：調查顯示，分別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認為當前“抄襲剽竊”、“弄虛作假”和“一稿多投”現象相當或比較嚴重，認為“侵占他人成果”現象相當或比較普遍的比例高達51.2%。

　　近年來，從科技部到地方，設置了眾多的獎項，其目的是為了激勵科技工作者，“但欺詐者的目標也瞄準了科技獎勵，因為評獎能夠帶來名利”。

　　首先是包裝虛假成果。“三鹿奶粉事件”中，其獲得的國家科技獎的成果居然把嬰幼兒扼殺在搖籃里，背后就是拼湊虛假成果，騙取科技獎勵，這樣的大獎不僅有各級政府的獎金，同時為企業帶來更多的無形收益。

　　翻看教育、科技主管部門的評獎，高抒還發現了另一類“虛假成果”：成果本身可能是真實的，但成果的擁有者被調了包。比如一些研究文學的高校領導，可以在數學領域作為第一申報人拿獎，或者工科專業的跨到了理科。

　　“這些行為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獎勵的公正性，使得廣大科技工作者對各種獎勵抱有懷疑甚至反感的態度。”

　　更大的騙局是用夸張的“假說”、“觀點”，炒作聳人聽聞的“推論”，來騙取項目立項。

　　隨著國家科技投入的增長，高抒聽到一些手握撥款權力的領導說，經費有的是，只要有好的想法就可以給錢。

　　“其間的危險就在于，科技的細節就像魔鬼，外行根本難以發現。欺詐者的策略是提出一個毫無根據的觀點，或者從別人那里抄來一個假說，然后不顧邏輯地編造出一些‘成果’，經費拿到手里，最后往往是以‘科學要寬容失敗’為由搪塞了事。”高抒說。

　　我國科技打假機制滯后

　　有與會的政協委員調查發現，一所“211”大學每年僅科技獎勵就在500萬元左右，這樣的高校上百所，僅一成經費因造假流失就數量不菲，這還不包括總量更大的各項撥款。

　　據“漢芯事件”舉報人回憶：2002年，陳進騎的是一輛自行車；漢芯發布之后，不到一年，陳進就花30萬元買了一輛別克君威；2004年，君威又變成了寶馬。買“馬”的錢正是其騙取的科研經費。

　　讓高抒痛心的是，“一些欺詐者最初都是正派的科技工作者，在監督系統近乎失效的狀態下開始逐步蛻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與會委員也表示，就在自己身邊，經常有年輕的同事交心談心：在實驗室、在野外艱苦工作，所得的成果雖然是干貨，但是與造假欺詐的“成果”相比，在數量上難以匹敵，別人隨手一改的成果，可以拿去發SCI論文，評教授、博導，年年拿上百萬元、上千萬元的課題，“造假欺詐的誘惑太大了，都不知道哪天會失去定力”。

　　“科技領域的欺詐行為比社會上的詐騙行為更隱蔽，損害的是國家利益。科技工作者個人不具備與欺詐行為進行斗爭的條件，必須要有外部力量介入。”高抒認為，傳統觀念總是把科研領域看成象牙塔，事實上，科研工作者也是普通人，也面臨各種生存壓力，僅依靠職業道德上的自律，在現實面前往往不堪一擊，關鍵還在于法治，“對欺詐行為要有應有嚴厲的懲罰制度，構成刑事犯罪的，應予嚴懲。”

　　韓國“克隆之父”黃禹錫造假事件后，不但首爾大學撤銷了其教授職務，韓國檢察機關也對黃禹錫及其科研小組進行調查，認定他欺詐挪用“政府科研資金”，對其提起公訴。

　　相比之下，我國法律在打擊學術造假方面明顯滯后，追究學術造假者的刑事責任一直沒有下文，甚至被騙取的科研經費也難以追回。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中科院院士王志新表示，我國科研經費近30年來急劇增長，但是在經費的管理上，還延續著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操作模式，缺乏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打擊和懲處機制，一些科學家能力有限、欲望無限，這必然導致大量腐敗滋生。

　　“事實上，對欺詐者的寬容就是對科技工作者的大不寬容和大傷害。”高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