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科大建學50周年、少年班創辦30周年,這樣一個有重大慶祝意義的年頭,朱清時也即將卸任了。
62歲的朱清時,已連任了10年中科大校長。在中科大校史上,只有首任校長郭沫若任期跟他一樣長。
他的10年任期,也是少年班遭遇批評和質疑最多的時候。朱清時如何面對這些質疑?他怎么看少年班的得失?
3月22日,記者與他面對面。
少年班最成功是創新
新京報:少年班創辦30年,你認為少年班最值得總結的經驗是什么?
朱清時:少年班最成功的,就是進行了一系列高等教育的改革創新。
比如招生方面的創新。
少年班在招生上跟高考不一樣,最初,是老師帶著試卷上門考試,完全的自主招生;現在招生,也要高考,但過了重點線就行。
少年班錄取有復試,比如進行心理測試。學校對招生有更大發言權,選人才的靈活性就大了。不會一刀切,不光是考題決定一個孩子的一生。
新京報:我們注意到,少年班頭兩年不分專業。
朱清時:少年班的孩子很小,剛進大學對自己擅長什么不了解,對自己喜歡什么也不了解。所以頭一到兩年,不分專業,讓最好的老師教基礎課。然后讓他們在全校范圍內自選專業。
這個時候選擇專業,就比較準了,學生就能選到自己擅長和感興趣的專業。這一點,至今很多高校都做不到。
新京報:少年班是否也有教訓?
朱清時:也有,那就是社會過度關注少年班,給孩子太多精神的壓力。
少年班最初成立的時候,社會上都把這個班叫“神童班”,全社會都在關注他們。讓他們覺得全中國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壓力就太大了,超過了小孩的承受能力。當時,也沒有現在這么好的心理輔導。
對他們不能關注太多,不能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神童,不能讓他們覺得自己不同于常人。
新京報:數學家陳省身先生曾給少年班題詞:“不要考100分”,這個題詞很多年沒公開,幾年前才公開,為什么?
朱清時:那個時候很保守,少年班很多人不能理解這個題詞。陳先生的意思是,少年班的學生做學問,掌握精髓要義考個七八十分,就可以了。不要為了考100分在細枝末節上浪費時間。
比如我老家四川種地,一畝地產水稻400斤,一年施很多化肥,多產幾十斤,以后施更多肥,增產并不多,結果把土壤給破壞了,其實并不好。
要考100分,會花費很多時間,浪費聰明才智,讓人格、品德扭曲僵化,成為考試的機器。
太出眾招致批評多
新京報:對于社會的關注,你聽到過哪些對少年班的批評?
朱清時:批評的很多,有的人說少年班是拔苗助長,有的說少年班是摧殘青少年。
有一次在國外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我在會上介紹少年班,國內一位非常受人尊重的的老院士當場站起來批評我,說我不該介紹少年班,說這是拔苗助長的典型,是摧殘青少年。
新京報:少年班30周年慶祝活動,把少年班著名的反對者蔡自興教授請來了。是想說服他嗎?
朱清時:很多批評都是誤解,而誤解,是因不理解少年班的這些孩子。
很多人認為,我們讓這么小的孩子讀書,很殘忍,沒有人性,他們本來該玩的。
中國這么大,有這么多人,確實有些孩子智力超常,成熟早,不喜歡玩同齡人玩的東西,他們心靜,喜歡看書。
我就是典型的這種孩子,小時就這樣。直到現在,我不喜歡大吃大喝的宴會,不喜歡喝酒,也不喜歡跟人聊天,一輩子都不打撲克,就喜歡看書、看報。
在那些喜歡玩的人眼里,會覺得像我這樣的小孩喜歡靜,可能是性格有問題、古怪,不會玩。但他們往往容易沉浸在抽象的思考里,很早就開始思考問題。
不是我們強迫他讀書,是他自己喜歡讀書,如果不給這些孩子機會,就埋沒了他們。不讓他們學習,反倒讓他們難受。
他們就是與眾不同,需要特殊的教育。
新京報:對少年班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你任校長期間?
朱清時:對,我知道,那段時間批評很多,這個很自然。
我這一生也遇到很多批評。一個人思想或行為不從眾,就容易招批評,特別是這樣的人成為名人后;你是名人就要接受監督,要付出代價,大家都可以隨便批評你。
新京報:有沒想過,怎么有這么多的批評?
中國從來就是這樣,“佼佼者易折”,出類拔萃的人,總是招風的。你要是拔尖,批評攻擊你的人就很多。
英國《自然》雜志發表過一篇文章,就是介紹中科大的,說中科大太突出、太高了,是招風的大樹。
少年班就是這樣的,它太出眾了,自然會有人批評。
寧鉑出家后,批評非常集中。很多人說,你中國科技大學培養到最后,少年班的代表人物寧鉑出家了。
但我不這么想,我建議把文化放到更廣義的范圍去思考。李叔同不出家,就沒有歷史上的弘一法師。弘一法師后來的很多成就,都跟李叔同當年學習的東西有關系。誰能說寧鉑以后不會走這么一條路呢?
為教改創路,成本就不高
新京報:國內曾有13所高校辦少年班,現在只剩下中科大在堅持,為什么中科大能堅持下來?
朱清時:我們每年只招50個孩子,每個省只招幾個,但要派很多人去當地學校調查,去考核,招回來,派最好的老師上課,所以,辦少年班招生和培養的成本是很高的。
其他學校辦了以后,發現成本太高。他們一年招幾千個(學生),不愿為了幾十個孩子花這么高的成本,也就不愿辦下去了。
中科大少年班要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闖出一條新路,這么算,成本就不高了。所以堅持要把少年班辦下去并辦好。
新京報:也有其他校領導說過,舉全校之力辦少年班,是不是會犧牲學校里普通學生的利益?
朱清時:少年班是個教改的試點,今后全校都要往少年班的模式改的。
少年班學生很少,目前占用的教育資源畢竟有限,沒有明顯影響到資源分配的公正。
重壓下堅持不擴招
新京報:浙大老校長竺可楨先生主張教授治校,聽說你也持相同觀點?
朱清時:是的。今年兩會,我的主要言論就是這個。(目前)大學行政化,高校越來越像一個官場。
我和竺可楨先生的思想一樣,大學是個學術機構,只能按學術的標準來發展。既然是個學術機構,提高學術水平才是你的政績。但很多高校把蓋樓、征地、擴招學生、要多少錢、收多少費當政績,越來越行政化。
在中科大,還保留了教授治校的部分傳統。教授們能說話、敢說話,說了話也管用。
你看,我們都沒花錢蓋新行政樓,20世紀80年代建的六層的老樓,至今還用。
在中科大,只有我和書記因為經常有接待,辦公室稍微大一點,但實際上不如一個地方高中校長的辦公室大,其他人的辦公室更小。
但是,我們的教學設備一流,科研設備一流。
新京報:目前惟一不擴招的高校就是中科大,而擴招能帶來的經濟實惠是顯而易見的。為什么中科大堅持不擴招?
朱清時:堅持不擴招,是我遇到的最大的沖擊。當時上級部門發了文,為了拉動內需要擴招,壓力非常大。我們一般每年招1300人,后來因為壓力,擴招了500人,結果教學質量明顯下降。
后來我們還是堅持不擴招,為什么呢?我們是培養高科技人才的,招那么多人有什么意義,質量跟不上啊。
再說,我們從不指望學費賺錢。中科大的學費以前甚至比安徽一些地方高校都低。現在的標準是在當地政府和物價部門協調下定的,因為我們學費太低,其他高校有意見。
不圈地引來質疑
新京報:前幾天,有電視臺記者想拍你們的校門,但是找不到一個他們覺得好一點的校門。
朱清時:我們這些年沒怎么搞大規模基建。
前幾年,地方政府有些官員,為了搞出一點政績,想弄高教園區、大學城,多次找人跟我說,想讓我們去那里建新園區,愿意第一個給中科大批地,給最好的地,要多少給多少。當然,弄這些地要花錢的,但他們答應當地銀行貸款。
如果答應了,那我們現在也會有大筆教育欠賬。中科大是培養拔尖人才的,不必把規模搞那么大。還有,為什么要到那么遠的地方建新園區呢,我們的老師每天跑那么遠上課,哪里還有精力搞科研。
新京報:這樣做,會不會得罪地方官員?
朱清時:呵呵,確實得罪了地方官員。包括我們學校一些老師和校友對我也有意見,有人在網上寫了一篇文章,叫《朱校長的戰略錯誤》。我知道,這個文章是我們學校老師寫的。說我不去圈地不去貸款,一旦國家為其他高校的欠貸買了單,我們就錯過了大撈一筆錢的機會。
我馬上就要卸任了,這個事情給我的壓力還在。
如果國家以后真的為那些亂圈地、亂貸款的高校買了單,那他們就要一直罵下去,朱校長錯過了大撈一筆的機會。
不過,我最近從國務院有關領導那里聽說,中央會認真處理這個問題,不會讓我們這些循規蹈矩的學校吃虧,不然在教育戰線哪里還有誠信可言。大家都撈著機會就拼命貸款賺錢了。
我也很欣慰,沒有做這些事情。讓大家都靜心在學校搞科研和教學。
新京報:中科大歷史上7位校長,只有你和郭沫若先生任期達到10年。你怎么總結這10年?
朱清時:雖然不盡如人意,但中科大和10年前還是有明顯的提高。
1996年我做副校長時,只有4個學科是重點學科,現在理科所有學科都是國家重點學科了,工科也有近90%是重點學科;最近幾年中國的“十大科技進展”,每年都有中科大的,這在高校中是獨一無二的。
最近我看校史,很感觸,覺得自己受中科大校風影響很大,那就是不盲從、不跟風。
這十年,我沒有跟風圈地建新校區,沒有盲從擴招,按客觀規律辦事,讓中科大這么個小地方,還能放得下若干張書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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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情況:少年班共招收31期學生共1220人,已畢業1027人,其中935人考取研究生,占91%。前16屆畢業生(1983-1998年)共590人,64%獲得博士學位,26.9%獲得碩士學位。
●職業選擇:據不完全統計,約20%的學生選擇了學術研究作為自己的職業,有93人擁有國內教授、副教授職稱,和國外終身教授;在北大、清華、中國科大、復旦四所大學擔任教授的有近20人。
●活躍領域:有超過70%的少年班畢業生活躍在海內外經濟、IT、金融、制造等領域,其中在世界500強企業任職的約35%。
●學術成就:在國際學術前沿,有18人在西方一流研究型大學任正教授,有多人獲得國際知名大獎。國際工商、金融等領域也有中科大少年班學生。
●兩個優異班級:1986級,29名學生,后來取得博士學位的有18人、碩士9人。1987級,學生43人,博士24人、碩士13人,其中有阿里巴巴集團參謀部副總裁李俊凌與“哈佛美女教授”莊小葳等。(記者 褚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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