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南都公眾論壇演講時，有聽眾問起高校收費的事，我說，我同意提高收費標準同時增加對貧困學生的補助。其實提高高校收費不是我首先提出來的，我也沒有對此問題作過研究，但是我從一般經濟學的道理出發，我是同意這個意見的。后來報紙上報道我的演講時，對演講的主要內容沒有提及，專門挑出高校收費問題作了重點報道，引起許多讀者的批判。以后又有許多媒體通過電話采訪，要我解釋贊成提高收費的理由。媒體著重在“賣點”，要迎合讀者的需要，往往抓錯了重點。

　　其實，關于高校收費的爭論只是許多爭論中的一個。在這場爭論中，一般老百姓的意見和經濟學家的意見不同。發生這樣的意見分歧，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一般群眾關心的是當前的利益，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經濟學家要考慮更長遠的，更廣泛的利益。一般群眾希望政府給予更多的補貼，而經濟學家還要考慮補貼的錢從哪里來。

　　提高學費與改進管理并不矛盾

　　拿高校收費來看，現在公辦大學的收費標準，大約只占全部成本的1／3，其余的2／3靠政府的補助。政府本身不創造財富，反而還要消費掉社會所創造的財富。政府補貼的錢是從全體百姓所繳的稅來的。所以高校低收費不是政府在拿錢，而是靠全體人民的納稅。于是就發生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大學生要享受全體人民的稅收？這部分稅收由大學生享受是不是最合理的安排？為什么不讓高中生(或別的某一指定人群)享受而讓大學生享受？我相信高中生中的貧困生的比例要比大學生中的比例高，讓高中生享受可能更合理些。從比較高中生的貧困問題和大學生中的貧困問題可以看到，大學生有較強的話語權。盡管大學生的貧困問題沒有高中生大，但是吸引了全社會的注意。真正的弱勢群體很難發出他們的聲音。如果我們的反貧困政策沒有仔細的第一手調查研究，很可能被聽得見的聲音所誤導。

　　這里附帶提一下稅收的負擔分配問題。大家都只知道個人所得稅。其實這部分稅收只占了總稅收的7%，其余的93%大多是跟消費有關的。比如打電話付的話費，在超市買東西付的款等等，里面都有稅。而大家存銀行的錢卻沒有稅。富人的消費高，繳的稅也高，但是他們有較大比例的錢存了銀行，這部分錢是不征稅的。所以從比例上看，富人的稅負輕，窮人的稅負高。讓稅收補助大學生，是有較高比例的窮人所納的稅在用于補貼。其合理性就更值得探討了。

　　義務教育應該免費，是全民都可以享受的。這是大家都同意了的。所以九年制的義務教育經費應該由納稅人所納的稅來出，不論貧富都可以享受，這大家都沒有意見。但是初中以上的教育該不該免費或享受補貼，就是一個問題，其答案絕不是顯而易見的。如果講享受一部分補貼的話，首先輪到的恐怕是高中生，因為高中教育更接近義務教育，而且高中生中貧困生的比例比大學生中貧困生的比例高。他們更需要幫助。

　　我贊成對貧困大學生實施經濟補助，因為社會非常需要人才。考取大學的孩子更有可能成為人才，不能因為他們家庭貧困，上不起學而被埋沒。提高學費以后，原來不能享受補貼的較低收入的學生也有可能得到補貼。補貼的面可以擴大。

　　我國教育經費的分配，從總量上看占GDP的比例太低。這大家都知道。從教育經費的內部分配看，高等教育占的比例又特別高，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這種偏向和我國政府重城市輕農村、重精英輕一般的習慣看法有關。現在這一情況已經在改善。但是大學生享受的補貼遠遠超過高中生享受的補貼。因此提高一點大學學費并不是脫離常識的。現在我國兩個升學率(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中，初中升普通高中的比例(42%)低于高中升大學的比例(75%)，另外有36%的初中生升了職業高中。上了學因為貧困而輟學的比例，在高中生中也高于大學生中的比例。高中畢業后上大學的困難因為得到各方面的幫助而得到緩解。如果政府有點錢的話，我認為應該更多地幫助高中生，而不是擴大對大學生的補貼。

　　大學生中肯定有相當多的貧困生，而且這個比例因為大學擴招而上升。這個比例有多大？我每到大學去都要問學校管理學生的部門。得到的回答，在東部地區一般是10%-15%，在中西部就有20%，個別地區甚至超過30%，比如青海師范學院。就全國而言，說10%-20%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說貧困生占少數，大多數是一般收入的家庭。大學生中較富裕的家庭比例要比全社會中富裕家庭的比例高。因為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富裕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比較重視，也更有能力讓孩子得到較好的教育，有更大的機會考取大學。強調大學中的貧困問題，容易發生富人搭窮人便車的問題。名義上是為了窮人，可事實上受惠的大多數不是真正的窮人。結果是社會收入分配更大的不公平。

　　有一種反對的意見，是怕提高的收費不能用于幫助貧困生，而被挪作了他用。高校管理的公平有效是另外一個問題，不管收費提高不提高，高校管理都需要改進。不提高收費，光改進管理也可能有助于貧困生，而提高收費能夠更有條件幫助貧困生。這二者并不矛盾。

　　政府應對壟斷性價格予以管制

　　跟高校收費相類似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關于價格的看法。現在通貨膨脹比較厲害，群眾中呼吁政府對商品價格實施直接干預的呼聲很高。政府中也有一部分人自以為有能力降低物價，跑到商店里去發號施令，強制性地壓低價格，像蘭州牛肉面事件。大多數經濟學家不贊成這種做法。因為通貨膨脹是一個貨幣問題，是錢不值錢。解決通貨膨脹要讓錢本身更稀缺一點。治理通貨膨脹時大家感到錢緊，是讓大家感到痛苦的過程。回想1994年，通貨膨脹率達到24%，政府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治理，造成大量企業困難，甚至破產。南方的房地產泡沫因此破裂，形成大批爛尾樓。造成今天通貨膨脹的原因是過去錢太松，大家比較容易掙到錢。所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說，通貨膨脹和它的治理好像是喝酒。喝的時候很痛快，可喝醉了治理的時候很難受。

　　大家也許要問，雖然錢緊也許是必要的，為什么不讓物價管理部門嚴管價格，多少也能對治理通貨膨脹幫一點忙？這里要用到經濟學最重要的結論：價格是資源配置的最重要的工具。價格扭曲會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其結果是生產效率降低，產出減少。當總供給減少時，商品供不應求，價格水平將上升。那么，什么是不扭曲的價格？回答是公平競爭，自由選擇的市場能夠產生出正確的價格。政府對價格的管制會破壞正確的價格，導致一個扭曲的價格。物價管理部門只對壟斷性價格，如電力、郵政、通信、鐵路等實施管制。因為這些領域里沒有公平競爭。這說明了為什么真正的經濟學家都是經濟自由主義者，都反對對價格的干預，而普通百姓往往寄希望于強有力的政府出來管價格。這里一個關鍵的認識是：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是價格低，而是價格要合理。30年前我國實行計劃經濟的時候，物價水平很低，可是什么也買不著，生活非常困難。現在價格放開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物價水平也高了。我們到底是要一個低物價的窮日子，還是一個高物價的富日子？答案是明顯的。

　　最后我想強調一點，從經濟方面而言，我們的目的是一個富裕而且公平分享的社會。達到該目的的途徑有二：增加財富的創造，改善財富的分配。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一切與此不同的措施都是有害的。比如經濟適用房就是一例。因為它既不能增加財富的創造，又不利于財富的公平分配。而廉租房是能夠改善財富分配的，能讓最低收入的人群得到一些幫助。　(茅于軾 作者系著名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