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晚，我聽說本村兒時的一名伙伴到廣東東莞市來了，與他通電話。他告訴我：他已從家鄉(湖北省仙桃市陳場鎮)的中學退休，到東莞厚街鎮的一所民辦學校“發揮余熱”，把老伴和孫女也帶來了；孫女在這里讀一年級，交了800多元的學雜費。當然要交。不然人家老板哪來的辦學積極性？這個學校從小學到中學有4000名左右的農民工子女，多大的慈善家才有能力免費辦學？那，我們家鄉那頭給不給補助學費呢？不會。人家說又沒要你把子女送外地讀書！這樣一來，老家的政府部門不是正好可以省出一筆義務教育經費嗎？國務院關于義務教育免費的“惠民”政策不是口惠而實不至了嗎……我們兩人的議論自然沒有什么結果。

　　可巧在3月8日的報紙上看到了農民工代表胡小燕對溫家寶總理的建言，恰恰談到這個話題。

　　34歲的農民工代表胡小燕已在廣東佛山打工10年，深知農民工的甘苦。“她慷慨激昂，大膽地談自己的見解，一點不憷頭”(溫總理贊語)地提出了好幾條關于改善農民工現狀的建議。或關于解決無法將社保轉到不同的省市而不能享受社保的困境，或關于文化生活特別貧乏有時間只能打牌賭博消遣的問題，但最讓這名打工母親掛心的是農民工子女教育的難題。

　　她語帶辛酸地說：“農民工最關心的事情就是擔心留在家鄉的孩子每天是不是吃飽了飯，穿暖了衣，上學的路上是不是安全……這種牽掛的感覺，是非親身經歷者所難以體會到的。”她問“留守兒童看望打工父母能不能優惠車票”？既然大學生假期坐火車飛機都可以給予一定的優惠，“留守兒童”反向回“家”為什么不可以呢？這份“福利”是國有鐵路部門應該提供的。海內外凡沒有盲心之人都承認農民工為“中國制造”走向全球立了頭功，全國的納稅人想必也不會對給予他們子女的這點優惠懷有嫉妒之心。

　　至于隨打工父母到外地讀書的(就是本文開頭說的那些學生)，她關于“給農民工子女發放義務教育卡”的建議則可以解困，真正讓他們享有免費的義務教育。這個建議也許是幫她改定發言稿的“高參”借鑒國外“教育券”的模式而提出來的，也可能出于她的直覺，認為這種類似商場促銷發的“代金券”，完全可以當錢消費。

　　在關于戶籍制度改革的辯論中，有主張一步到位實現國民平權和遷徙自由的，也有主張列出時間表漸進改革的，而漸進的第一條就是為農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義務教育條件，第二步是實現就地參加中考和高考，總之都是關于教育的。子女的教育和前途是中國人最關心的，也是實行社會公平和社會長治久安的頭等大事，對此毋庸多議。現在涉及的不是“理”而是“利”的問題。許多城市實行獨生子女政策以來入學兒童減少，學校與師資閑著也是閑著，便慷慨地減少了外來工子女的“借讀費”，但要當地政府一視同仁地對待外來工子女還做不到。如果適齡兒童手上有“教育卡”，這個問題便好解決得多。

　　“義務教育卡”上的錢是由屬地政府提供的。地方政府有的是有錢不愿出，有的是真窮沒辦法。有人為甘肅省那些被解聘的“代課教師”鳴不平，我也為他們抱不平，干了一輩子的“補償”500元就被人家打發了，怎么說得過去？另一方面，我想，當地政府官員不至于比富裕地區的官吏心硬太多吧，可能還真拿不出多少錢。我們不忍心責備當地政府，因為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嚴重不足是造成這種局面的重要因素。

　　想想明治維新時代的日本和經濟實力從來沒有中國強大的印度，人家是怎樣做到“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我們怎么好意思在國家財政年收入達到5萬多億元(人均貢獻接近4000元)的今天，還把義務教育出現的困境推諉給國家財力不足呢？

　　另一名農民工代表李麗麗在發言中著重提出了加大義務教育統籌力度的建議。她說：“我期待著3年以后總理在報告中寫道，中國已高水平地普及了免費義務教育。”對此，溫家寶特別解釋道，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講教育時加了一個字，“往年我們講的是要讓孩子們上學，今年我們講的是要讓孩子們上好學，這一個字是代表什么含義呢？就是代表不僅要讓孩子們上學，還要提高學校的質量。”

　　要讓全中國的孩子們上“好”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不妨從最急迫的解決打工者子女享受免費義務教育的權利開始；在中央財政的支持下落實全國通用的“義務教育卡”制度，不失一個破解地方利益沖突困局的好辦法。(作者：鄢烈山)